官员问责制之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2003年启动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它有助于建设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存在官员权责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基层清单法问责制度创新的成就与限度——以浙江省Y区“清单法”为例

对基层公权力施加有效问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实现有效领导的重要方式。以规范基层公权力运行为目标的清单法有助于厘清政府、社会与公民的权责边界，为公职人员和普通公民提供双向保护；在不干涉原有行政职能的前提下，为行政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制度保障。清单法问责制度的设计以“增益性确权”为理念，制度的落实以“谋求共识”为导向，制度的推广则呈现“渐进动员”的特征。然而，基层问责制度创新也应避免落入文牍主义的陷阱；基层政府需要警惕“改而不变”的困境，对创新效果评定方法的适用性也亟待反思。克服问责制度创新的困难，需要调整以短期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方式，以多方合作的形式制定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方法。     

权责制之价值与在我国的实行

事后问责是我国行政改革的进步,但在实施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同单纯事后问责相比,权责制更能体现行政改革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能够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健康发展。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应在我国逐步实施权责制。     

政府生态责任与臻善

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责任主体,政府亟需承担起自身的生态责任。然而当前政府面临生态责任意识、生态问责体系、责任监督机制的多维度缺失以及与企业、NGO生态权责模糊的现状,需要建立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生态问责体系、设置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将生态伦理思想引入行政文化、建立广泛有效的监督机制、理顺政府与企业及NGO在生态保护领域的权责关系来构建和完善政府生态责任体系。     

论新时期中共党内问责的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是指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其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说明与解释、并对其违反职责要求的行为承担党内责任的制度.新时期中共党内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表现为与党内问责相关的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另一方面表现为各具特色的地方党委问责制度的颁布实施.对照科学问责、民主问责、依法问责这三个目标...     

流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与路径选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善治国者必治水。水流域生态资源的有效治理问题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解决与回应的重要问题。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绿水青山的美好期盼,“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加快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树立流域空间关系法治化思维,按照层级科学配置流域治理事权与机构职能,依托流域空间设计法律制度体系,推进流域治理权责配置与机构职能法治化、府际协同制度法治化和治理效能督察问责法治化。     

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式走进公众视线,已经历了五年的发展.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清、问责程序不够规范、责任追究不力、问责信息不充分、问责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与制度缺陷.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完成从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的转变.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以及依法行政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渐渐为公众所知,行政问责制度的提出根本是为了规范公职人员的行政方式,完善国家的治国体系。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推进,显示着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更加健全。当前,要围绕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行政问责程序规范化提升提出建议。     

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     

我国行政政治问责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政治问责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是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实践中的短板。这种制度困境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有政治问责立法滞后的影响。针对行政政治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从行政政治问责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标准、程序和救济制度方面提出构建有效的行政政治问责的实现机制。     

公民问责的新思考：依据、价值与路径解析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重要方式之一，有着坚实的依据和独特价值。人民主权理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公民问责的理论依据，宪法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其宪法依据。公民问责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扩大了行政问责的范围；问责热情高，态度坚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全面监督等。当前必须从加强公民问责文化建设、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健全公民问责的相关制度与程序等方面入手，促进公民问责的健康发展。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权力清单公示不能搞形式主义

亮晒权力、公示权力清单是简政放权,推行政务公开的有效措施。发布权力清单给政府权力划定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仅在于限制公权力滥用、遏制腐败,还在于规范权力督责政府,让官员尽职尽责,方便问责监督,以提高行政效率,塑造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和权力运行模式。     

行政问责地方立法的差异以及所折射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地方立法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实现了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同时具有一定的立法共性。但是,地方立法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一些差异,反映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一定分歧和暴露出的问题,这是今后立法需要考虑和完善之处。1.立法依据的缺乏统一性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公务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关于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制度以及问责文化建设上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健全与完善.     

如何化解中国式问责悖论

王仰文在《求是》2014年第3期撰文《中国式问责悖论的政治学解释》认为，中国式问责悖论是指现行的问责制度在客观的公共行政环境中出现的一种与其本意相反的结论。问责制度的建立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制度实践中寻求利益主体的均衡发展。首先，制度建设而言，问责悖论的有效化解，有赖于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必须通过制度建设科学配置权力，确保权力运行公开、透明、规范，进一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注重抓好法规制度的系统配套。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官员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它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很难下结论。因此责、权、利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问…     

行政问责必须实现五个转变

要使政府行政问责达到应有的效力,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即在制度上,由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转变;在行政理念上,由消极被动问责向积极主动问责转变;在主体层面上,由以同体问责为主向同体、异体相结合,以＂异体＂问责为主转变;在客体上,由结果问责为主向结果与过程并重问责转变;在运作层面上,由暗箱问责向阳光问责转变。     

《问责条例》: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利器

正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依规管党、制度治党,颁布施实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等一系列重要党内法规。作为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问责条例》首次聚焦党内问责,并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是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强化问责、严肃追责的重要制度利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