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奉献,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当前,防疫情促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基层公安机关,不管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总结经验,提炼做法,发扬优良作风,以利于更好地提升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利于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伸圣职责与使命。     

党内问责制要与行政问责制协调发展

问责制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相互配合。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对各级党政部门及其领导干部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是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的责任困境分析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了责任困境。在工作场景中,"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并存造成了公务员责任界线的模糊;在社会场景中,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务员面临着两难选择。要走出困境,就要摒弃"自我主义",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并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责任担当困境：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政府官员的责任担当面临着困境。这种困境产生的内在机理包括：依照科学理性设计的责任机制运转失灵；工业生产模式的复杂体系致使个人无法负责；社会变迁中政治的失势导致政府官员的权责不对等。为了使政府官员走出责任担当的困境，必须突破理性官僚制的束缚，打破政治的失势，倡导和培育政府官员的责任伦理。     

论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决定了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内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问责功能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整合各类问责制度,健全不同问责主体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以党内问责取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     

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比较分析

要理清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理清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问责的价值目标、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四个方面对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进行比较分析。     

论新时期中共党内问责的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是指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其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说明与解释、并对其违反职责要求的行为承担党内责任的制度.新时期中共党内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表现为与党内问责相关的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另一方面表现为各具特色的地方党委问责制度的颁布实施.对照科学问责、民主问责、依法问责这三个目标...     

论党内问责制与党内民主的关系

党内问责制与党内民主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党内问责制能够保障和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是党内问责制的基础和前提。党内问责制应当以党内民主作为目标和依据,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问责主体作用,建立对党内问责权力主体的问责机制,培育以民主为核心的问责文化。     

论党的问责制建设与党员责任意识的提升

党的问责制建设与党员责任意识的提升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党的问责制建设能够促进党员责任意识的提升，党员责任意识的提升能够为党的问责制建设提供内在动力和环境支持。当前，提升党员的责任意识的实现路径主要是，建立健全党的问责制的信息公开制度，畅通党员问责的参与渠道，培育党的问责制文化。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