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流动青年的住房获得: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的影响

基于"先赋-后致"视角考察了在京流动青年住房获得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只有较低比例的流动青年在京购买了住房;来京越早的青年越有可能拥有自购房;拥有自购房的流动青年比租借住房者的居住面积更大。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对在京流动青年自购房获得的影响随在京居留时间的长短而变化。对在京居留超过五年的流动青年,其购房可能性同时受到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的影响;而对在京居留五年以内的流动青年,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的影响大为下降。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对在京流动青年居住面积的影响因住房产权类型而异。租借住房者的居住面积同时受到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的影响;而自购住房者的居住面积则不受后致因素的影响。     

“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研究

"90后"流动青年以其特有的代际特征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总结"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研究各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拥有较高的城市生活保障能力、较高社会资本的职业就业身份,能够显著地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在此基础上,以促进"90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为目的,提出全面提高青年人口教育程度,鼓励以家乡为原点进行近距离流动,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改革等启发性政策建议。     

流动行为特征与迁移意愿的典型相关研究——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

在"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北京市流动人口流动行为特征与其迁移意愿的相关关系.研究得出两点结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表现出全新的特点:留京时间长,居所和职业稳定性高,社会地位上升缓慢,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人口流动特征与迁移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典型相关关系,收入状况改善是强化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主要动因.     

青年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

基于2020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探讨青年社会流动感知、获得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自身的流动体验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子女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对自身的流动体验；获得感及其具体维度均显著高于中值；控制客观社会阶层等方面因素后，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仍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感，对自身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也正向预测获得感；与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相比，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更强。研究可为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流动、提升获得感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特大城市聚居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考察

基于对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区的一项调查数据,研究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在"积极社会情绪-消极社会情绪"两个维度上的社会情绪特征状况,通过建立序次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效应。研究表明: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受到经济水平、婚姻家庭、劳动状况、社会感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水平越高、社会感知越良好的青年流动女性越容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较高的劳动强度及进入婚姻家庭则易使青年流动女性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整体而言,北京地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并未完全呈现消极状态,但需持续关注其积极与消极社会情绪并存的复杂社会心态特征。     

京津冀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及个体异质性特征表现出的幸福感差异。通过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地区差异、教育程度、流动距离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口、流入时间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在经济社会心理因素中,反映经济影响的工作收入对青年流动个体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地位与社会比较的影响较弱,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六省市调查数据,本研究对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较强,超过七成的青年人有信心进入中层及以上阶层,近四成青年有向上流动的信心,缺乏信心者(预期向下流动)的比例仅为1%;教育年限越多、职业地位越低、个人收入越高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非党员、农业户口、有住房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认为生活改善越多、贫富差距感越小、社会公平感越强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父亲接受的教育越多、职业地位越高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     

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双重认同研究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编制《城乡双重认同量表》,对237名青年城市移民进行问卷调查,从城市认同和农村认同两方面考察青年城市移民社会认同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青年城市移民的农村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且高于城市认同;(2)青年城市移民的社会认同模式主要是分离型和边缘型;(3)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水平及模式在户口类型、职业、收入、生活地预期、进城时长、家人陪伴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

"90后"青年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运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中国"90后"群体和非"90后"群体社会参与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分析发现,"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呈现"高参与意愿"和"低参与水平"的显著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社会优先和规范优先意识以及社会信任对"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规范优先意识和社会信任对非"90后"社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     

社会公众二孩生育影响因素研究综述:2003-2015

通过对2003年—2015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现状、差异和变化进行总结。年龄、生理健康保障是影响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影响公众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与生育意愿呈现"U型"关系;经济压力对生育成本较高的公众有重要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则对孩子数量和质量有双重需求;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生育意愿,决策权更多取决于男性;主观效用显著增加社会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农村地区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存在女孩偏好,但没有显著差异;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代际传递。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信心是人们基于现实认知的未来预期,包括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两个层面。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城市青年对未来五年的社会信心预期较高,但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就其影响因素而言,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机制包括"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三重因素。较高的阶层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是获得较高"个体事项信心"的基础。但对于"社会事项信心"而言,客观阶层地位的效应不再显著,社会资本只具有一定提升作用,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才是关键因素。     

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

本文根据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的视角,基于定量的研究方法验证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求职意愿的影响。主要发现包括,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父母的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从政"意愿影响显著;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于大学生"入企"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入企"意愿越高;父亲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大,大学生继续深造的意愿越高。     

“拼爹”还是“自立”——家庭代际支持对当代城市青年居住环境的影响

既有社会空间研究普遍忽视家庭的代际支持作用,代际流动研究则极少关注空间维度。利用2010年、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全国兴趣点、道路网等地理数据,探究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当代城市青年居住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年所在社区的建成环境品质受到父代社会地位与子代社会地位的双重影响,但后致性的自身条件对承租人的作用更强;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对房屋产权人的作用更为突出。随着城市房屋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提高,家庭代际支持对两类人群居住环境的影响不断扩大,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却无显著变化。     

职业康复与青年精神障碍者再社会化

职业康复是促进青年精神障碍者重返社会的有效路径。基于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探讨职业康复与青年精神障碍者再社会化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康复通过学习技能知识、重构职业期待、重塑行为方式和转换自我认同，促进了青年精神障碍者的“再社会化”。但管控性制度逻辑、区隔性污名文化、家庭支持匮乏制约着青年精神障碍者的社会融入。在职业康复过程中，管控性制度逻辑表现出维稳与安全的管控特征；区隔性污名文化体现为青年精神障碍者的自我污名化与社会性排斥；家庭支持匮乏导致家庭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影响青年精神障碍者的再社会化过程。研究为探索本土化的职业康复路径提供借鉴。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代际比较以及个体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态度比较认可,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不同代际青年的社会态度逐渐出现差异,而"90后"青年的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青年群体个体层面中的经济地位认同、过去生活评价、未来生活预期和内外成功归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态度,而宏观层面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区富裕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他们的社会态度。     

空间视域下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伴随城镇化和老龄化,空间转换过程中流动到大城市的老人在居住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等方面出现空间排异。年龄、同住人数、居住年限、是否农业户口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人均住房面积、个人月收入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社区满意度、邻里交往频率、社区参与情况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基于此,建议政府广泛利用多种就业形式促进流动老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加快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老人异地养老保障水平,重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组织开展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合理规划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并提高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     

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社区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近2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不仅在于我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模式的改变,更在于它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以往生育意愿的调查多是关于城乡生育意愿对比,对农民的生育意愿的调查以及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而关于城市人口内部生育意愿变化的相关研究则很少.     

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政治参与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相关数据，分析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及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根据“连接”结构差异，可以将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划分为独立型、常规型和丰富型；其中，独立型和常规型圈群特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年中更为明显，丰富型圈群特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中更为明显。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青年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与独立型和常规型圈群特征的青年相比，丰富型圈群特征的青年在政策参与和表达参与方面更为积极；在维权参与方面，则出现了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与高社会经济地位间的“两级分化”现象。研究发现为理解互联网与青年政治参与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实证依据。     

人格特质与青年职业地位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特质分类中的开放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绪不稳定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尽责性、外向性以及亲和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开放性人格特质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情绪不稳定性人格特质只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开放性人格特质可通过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对青年职业地位产生正向影响。要重视对青年的人格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