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问责“初衷”

<正>问责已成为约束权力责任的重要手段和激励担当的重要举措,在唤醒各级干部责任意识、营造履职尽责氛围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和不断坚持。问责的初衷在于发挥"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教育和惩戒作用,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尽责。然而,一些基层问责或多或少正在走样,凡事必设问责机制,凡错必行问责举措。少数地方、部门存在着基层问责泛化简单     

为什么要同时强调问责与容错

问责与容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问责与容错处理的方式不同。问责与容错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正确认识问责与容错的辩证关系,正确运用好问责与容错两种机制,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现阶段目标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加大问责力度 唤醒责任担当

正《当代广西》第16期刊登的《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失职失责行为作出"制度化问责"要求,加大了问责力度,给官员戴上终身"金箍圈"。对党员实行终身问责,不仅进一步在党员干部中增强了终身问责的效应,以敬畏之心消除侥幸之心,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在实行的终身问责中,必须做到无论谁都要大责小责必问,不存在例外,不存在禁区,让问责切实落到实处。常言道"法不明则不治,令不行则不严",就是以     

以问责促负责

正自去年7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正式施行以来,问责越来越常态化也越来越深入。前不久刚满63周岁的李立国,被免去民政部部长职务,窦玉沛也被免去民政部副部长职务。这是《问责条例》颁布以来,被问责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可见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问责的决心,也昭示着我们党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魄力。     

学习好贯彻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不久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正是贯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的重要成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件利器。学深悟透精神、细化执行办法。     

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三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正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制定出台,向全党释放强烈政治信号: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要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真抓严管、狠抓落实,把问责条例这把利剑用起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担当精神的试金石。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规章制度之所以成了"稻草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 给权力的笼子再上一把锁

正今年1月,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提出,"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半年后,据新华社6月28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近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印发,几乎与此同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人民日报》     

云南“问责风暴”

2008年3月初,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截至8月20日,先后问责542名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13人,迅速形成了一股问责风暴。其间,推出的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与行政问责制相互联系,形成了下级犯错、上级"连坐"式的问责体系,并逐渐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行政问责制度的逻辑结构

在其逻辑结构上,行政问责制度由"问"、"责"、"究"三个具有内在衔接关系的板块所构成。其中,在"问"之层面主张问责主体"非行政化"、问责依据法律化和问责范围有限化;在"责"之层面提出行政问责所追究的是一种"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间接性、政治性和行政性,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究"之层面强调行政问责仅仅是"领导责任"的实现途径,它不能取代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     

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干部问责要克服片面性和情绪化

<正>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以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在学习、宣传这一新规定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基于长期的实践对新规定的落实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建议。新的规定中,问责范围扩大到"党政",问责对象指向"领导",问责内容强调"决策",要求对党政领导干部共同问责,体     

人大问责,还是人大代表问责?

<正>问责制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亮点,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少。人大的问责应当是一种最严厉和最根本的问责方式,这应当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这种问责究竟是人大的问责还是人大代表的问责,     

问责旨在尽责

<正> 据报道,云南省实施行政问责制惊醒"太平官"。该省两年来,针对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实施责任追究,已经问责干部2942名,其中厅级干部22人、县处级干部353人、乡科级干部1427人,行政问责制使全省干部作风有了明显转变。云南省从严管理干部,对干部问责动真格,让失职者受到惩戒,让"太平官不太平",此举值得提倡。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问责不仅仅在于处理相关责任人,更为重要的是警醒领导干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评析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的特点是,问责对象的位高权重;问责事项的涵盖面宽;适用问责的规定详实;问责的程序设置较全面。它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切近了官员问责的制度本义,拓宽了官员问责的重要领域,初步形成了官员问责的规范框架。它存在的不足是,问责事项标准不明确,问责方式的规定有失严谨且力度偏弱,对问责主体的责任及追究未作明确规定,从而存在着难以执行的问题。     

“跛腿”的官员问责制度

<正> 显然,"对上负责"、组织安排的问责制度设计是"跛腿"的,能否真正起到问责的效果值得怀疑。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是中国因环境污染事件被解职的最高级官员。对此问责事件,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蒋承菘认为,"这充分说明中央对环境保护工作和建设法     

进一步扎紧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一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正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作为我们党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问责条例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向全党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利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断把党的建设     

问责“三问”

正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问责议案,并将市直管部门纳入监督对象实现"全覆盖",对结果运用也作出具体规定,使得人大问责更具刚性,再顽皮的"孙猴子"也得按章办事。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行政问责的主体,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但在实践中,人大问责常常碰到这些问题:人大问责在什么情况下启动?怎样启动?问责的程序是什么?     

问责法治化还须监督法治化

正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530余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8000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被追责。在严厉的问责声中,我们惋惜于一些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同时也欣慰地看到,一个新的政治生态系统,正在悄悄地构建!问责让党员干部神经绷紧,振作"认真",不敢轻松躺在权力上"睡大觉","睁只眼闭只眼"的现象大大减少。当然,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问责,大都属于事后问责、突击问责。而真正具有震慑性的问责则应是     

问责的制度构建

此次出台的《暂行规定》根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问什么人的责、什么事可以问责、问责的方式有哪些、按什么程序问责、问责后怎么办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做了详尽规定，无疑将对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问责政治的逻辑:在问责与避责之间

问责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问责与避责相伴而生。从责任、因果关系和时间层面来看,问责与避责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之间的对立可以从机构性、表象性和政策性策略三个维度理解。这种对立观的形成,源自对问责概念的片面理解和对避责行为的单一认识。要超越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相互促进,就需要重新认识问责概念的沟通意涵、正视避责行为的正面效果、建立问责与避责相连接的机制。从根本上讲,问责与避责关系认识上的分歧,是由特定的文化所形塑的,只有深入到不同责任政治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够深刻理解问责政治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