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呼唤”社会管理“回归”

社会的管理作用未能有效的发挥,是导致我国近年来社会管理问题比较突出的主要原因。政府管理一贯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坚持"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理念,哪里有问题"眼睛"转向哪里。通过对外国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一些实例研究,发现在西方社会中推行这样一种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思想"小政府、大社会"的法治原则,即让社会管理回归社会。让社会来承担管理职能。将管理"回归"社会是社会管理的核心理念,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核心理念的直接贯彻与体现。     

“体力型主导”向“智力型主导”社会转变中的女权主义

"体力型主导"向"智力型主导"社会转变,无疑成为了女权主义风起云涌的重要原因。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背后其实蕴含着经济学原理,在女权主义日趋理性的今天,"女性到底是什么"是当代的一个困惑,运用法经济分析的方法就可以为女权主义的实质进步做出贡献。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辨析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热衷于德国贝克教授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应地提出了风险类型的犯罪,并主张以严厉刑法应对。但这场研讨未能恰当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社会危害性”意义上的“风险”,未能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德国当代若干刑法学说中的“风险”,从而也未能分清刑法中哪些是“风险社会”的“风险”犯罪。这既不利于刑事政策的恰当选择,也不利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旨在通过辨析,澄清相关误区。     

敢“审”更要督“改”

一年一度的审计工作报告受到社会关注。相比往年，6月27日发布的最新审计报告中，很多内容直指改革深水区和敏感区，进一步加大了对相关领域中妨碍科学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的相关问题的反映力度，可谓直面热点、不避敏感。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的纠缠与厘定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具有各自独立的学术品格，“人身危险性”不能寄居于“社会危害性”之下并被其简单囊括。人身危险性的介入并不排斥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彼此内涵中究竟以行为还是以行为人为中心是界分二者的核心基准。“人身危险性”概念应该得到正本清源的澄清，“人身危险性”这一容易引发歧义的概念应该还原为“社会危险性”。厘清“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具有多元化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顺利接纳并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的理论前提。     

“陌生人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阵痛

“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这是汉口火车站旁由公交分局设置的一块提示牌。外地游客认为，“不搭理陌生人”的概念太容易引起歧义，会让人感到“伤自尊”，显得很不友好。然而设置此牌的公交分局却表示，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外地游客的切身利益，初衷纯粹是善意提醒。     

如何缓解“社会焦虑”

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期，不少社会成员为生活计、为前程计，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社会焦虑”。这种现象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志。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     

从“大家族”到“家天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家”、“国”、“天下”的内在逻辑演进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法制之洪流似已势不可挡,而于各国之传统云云,或言之甚少,或不得其要。盖一国之传统者乃一国立国之基,强国之本,绝非可有可无之附庸。若论及我国古代社会,其传统之所在或可以家、国、天下之逻辑概而言之。此三者相生相随,相辅相成,把中国古代社会从宗法制阶段、封建制阶段推向君臣制阶段,不仅构建起了中国古代社会之基本政治构架,更奠定了中华文明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基调。     

“社会法”意义辨析

“社会法”一词可以在多个层面上使用 ,因而只需明确其在哪些层面使用即可 ,无需过多地深究其定义。通过历史、归纳和比较的方法可以了解、辨别和掌握社会法的意义。尤其是自内归纳社会法的特征 ,自外将社会法与社会、社会权、社会学法学和法社会学等范畴进行比较 ,更有助于对社会法的法律意义作深刻辨析。     

“潜规则”乃是“钱规则”

近年来,"潜规则"成了社会各界关注、饱受人们诟病的焦点问题之一。所谓"潜规则",是指"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追逐利益是"潜规则"的本质属性,受利益驱动也是导致"潜规则"盛行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潜规则"某种程度上也可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辨析 刑法学研究中“风险”误区之澄清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热衷于德国贝克教授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应地提出了风险类型的犯罪,并主张以严厉刑法应对。但这场研讨未能恰当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社会危害性"意义上的"风险",未能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德国当代若干刑法学说中的"风险",从而也未能分清刑法中哪些是"风险社会"的"风险"犯罪。这既不利于刑事政策的恰当选择,也不利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旨在通过辨析,澄清相关误区。     

如何应对“传媒”

近日，温州市民一张手写的“罚单”在网络上引发网友强烈的反映，可见网络这种新型传媒在当代社会宣传中的巨大力量，传媒的舆论监督是一把利剑有助于社会进步。     

不要着急添“更加”

当建立和谐社会的命题摆到面前时，经常听到“使社会更加和谐”之类的说法．好像目前是在和谐的基础上“锦上舔花”．这实在是“误人子弟”。     

无法“包治百病”的法律

法律很重要、很有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法律未必总能伸张正义,更不是包治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这是因为,法律是统一的,但具体案件千差万别;法律要求稳定,但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但社会需求是无限的;法律讲究程序,但追求正义的心不愿受到羁绊.     

建议将“法制宣传日”改为“宪法日”

应当看到，在每年的“法制宣传日”我们也根据不同主题，宣传宪法，但宣传宪法的内容并不集中，力度并不够，在实践中虽然宣传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在全社会仍没有树立起完整的法治理念，也难于形成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一些社会成员，     

“和谐社会”的二向解读

人是以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认识世界在观念的起点就存在分歧,势必会影响人们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规律的认识,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谐社会”作为一个范畴进入哲学的视域,就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审视。因为具体学科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和定义,以及人们在意识中形成的千差万别的诠释,在概念上具有含混性,在层次上存在差级性,不适于作为一个有效的对话平台。从哲学意义上的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对话平台就成了问题存在的必要。     

以“脚力”走出诉源治理的“兴”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薛德震 “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不是一回事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在当今的中国也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两个范畴。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社会地位可以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官     

领导干部的“经”与“权”

《人民日报》2012年7月27日刊登李拯的文章：“经”者．恒久之道也；“权”者，应变之策也。以原则维护根本、指引方向，用应变照顾当下、解决问题。领导干部只有做到有“经”有“权”，才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有“经”无“权”，过分拘泥于抽象的概念原则而缺少现实关怀，这其实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不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政策就可能沦为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文本。     

“行善”还是“作恶”——不辨自明的“包身工”真相

对人尤其是对残疾人权益的普遍尊重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在我国,对个人权益的普遍尊重是近代社会以来才开始的事情,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等现代人权理念随着社会的变革逐步内化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原则。新疆托克逊县＂包身工＂事件提示我们,社会迅速转型固然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文明成果,但也可以使某些落后、腐朽观念的传播变得肆无忌惮。事实上,即便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也应该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不应该违背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最基本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