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批判的理路与话语的构建

公共治理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的适用在理论上可以引导和规范政治学研究,在实践中可以推进多元主体分工共治,倒逼改革的前行。推进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时需要注重将批判贯穿于借鉴与超越之中,在批判治理的新自由主义企图的同时,需要批判阻碍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关键因素,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利益失衡,批判的基本抓手是对公共事件的理性认知与处理。根本的破解之道唯有全面深化改革,这同时也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话语构建的基本依托,此外,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话语构建尚需明晰研究主体及其定位。     

阶层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基于浙北C镇的案例研究

论文以浙北C镇的田野调研资料为基础,探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由于阶层分化而导致的农民上访现象。研究表明,在农村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富人阶层通过获取村庄政治权力,掌握村庄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同时,他们还与地方政治精英结盟,共同主导着基层社会的分利秩序。农民的上访行为是底层村民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挑战,是阶层冲突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长期的上访实践中,上访者的个体之"气"逐渐演化为阶层之"气"。利益的分化和反复的冲突博弈强化了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之间的差异和边界,滋长了村民的阶层意识。为有效治理农民上访问题,国家不仅需要推进信访制度改革,而且更应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着力于优化基层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过程意义、认知塑造与体系构建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有其最低限度的意义。通过有效适用公共治理理论,在过程上可以寻找当代中国公共治理之问题所在。在中国语境下,明晰认知定位是公共治理的基本前提。基于认知塑造,构建组织化与法治化的体系是推进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路径选择。体系构建是操练多元主体的现实体验,是对认知的检验。从过程意义切入,到认知塑造,再到体系构建,逻辑上形塑了当代中国公共治理有效适用的底线。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结构、方式与责任

结构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媒介,其包含有结构主体及结构设置。借由比较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方式的异同,透析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可能方式。公共治理理论对多元主体的追求有引致责任模糊的风险。这要求政府(执政党)勇于担当首要公共治理责任。公民亦必须承担相应的公民责任。     

政治理想推动的精英决策——一个基于文化政策经验的决策过程

综合采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基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政策过程,旨在呈现一个基于中国本土化经验的、政治精英主导的、上下联动、多阶层广泛参与的公共决策过程。研究结论认为,基于西方经验的传统精英决策模式在我国文化政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基于政治体系的不同,该模型在解释我国文化政策演化过程中,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基于此,在与传统精英决策模型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尝试着提出了更符合本土化经验的"政治理想推动的精英决策模式"。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主题·难题·问题:社会阶层结构大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阶层结构转型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作为.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都非常有必要从社会阶层结构与政府治理模式的互动中深入把握政治发展,并回答如下问题:在阶层结构大转型背景下,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什么?政治发展面临哪些难题?中国的政治现实、社会基础和所处的时空条件,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在以协商民主为主导模式的前提下,逐步引入竞争机制,将协商民主和体制内的竞争有机结合起来的“协商-竞争型”政治治理模式,可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中比较好的模式选择.     

网络危机中依法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探讨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促生了新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一些值得深思和关注的新问题: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日益成为影响治理的重要因素。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公信力受到了网络空间的影响,公信力变得更加脆弱。加强新媒体治理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有效促进社会共识;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提升网络治理应对能力;掌握舆论主动权,增强网络治理凝聚力;提高媒体素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新的理念破解新的问题。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场域中能人治理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能人治理对乡村政治信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看,能人治理型村庄中的阶层博弈易导致治理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之间的政治隔阂和冲突;从村民自治实际运作的视角看,能人在村民自治各环节的主导地位易导致普通民众在村庄治理中被边缘化。能人治理下乡村政治信任构建中出现的问题,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滞后、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不同村民阶层的实力差异等因素有关。当前,应通过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探索干部考核办法、教育和引导村庄治理能人等途径,加快构建能人治理型村庄和谐政治关系的信任基础。     

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项目制实践不仅是特定国家治理方式的具体应用,也是我国依托公共财政实现公共意志、提升公共福祉的过程。通过对涉农项目实践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资源再分配中国家自主性不足是项目制基层实践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其中,得以彰显的基层政府(组织)的自利性以及不断强化的庇护结构,成为国家项目指标分配中无法克服的力量。基层精英群体凝结成日益固化的利益分配结构主导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基层政府(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结构从权力义务双向制衡转变为对国家公共资源的共同分割,由此,精英俘获与结构替代绑架国家依托项目实施的公共意志。有效克服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核心是从提升资源分配中的国家自主性能力着手,以重塑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公共性为重点,理顺国家、基层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最大化实现项目制所秉持的公共利益。     

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行政文化发展的价值塑造

行政文化是政府实施有效公共治理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灵魂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和权利关系调整,必然对政府行政观念的塑造提出新要求,需要辅之以新的行政价值规范与价值体系相适应。"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文化塑造,既体现着政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对现代民主行政理念的进一步确认和发展,也反映着一般社会成员在新时代背景下政治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和权利主张。基于人民意志和人民愿望的需要,新时代的行政文化塑造需要赋予更多的开放性、参与性、公共性和法理性,以构建起符合现代公共治理需要的行政理念、行政人格、行政伦理和行政制度等。     

俱进而非失衡:政府决策中的精英与公众

政府决策是一项面向社会公众甚至面向国际的活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某种精英主导或垄断取向由来已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明显。当代中国精英垄断政府决策主要是断裂社会的阶层固化导致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在正式机构内按非正式程序进行变通性运作,具有强烈的"内输入"特点。在精英内输入的政府决策模式和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双重作用下,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形式大于实质。事实证明,凡是政府具有吸纳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主动意识并且引导公众积极有序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往往都能获得共赢效果。因此,从精英垄断的现实情形出发,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的现实条件,通过规范的程序构建公众参与渠道,倡导并建立一种精英与公众共同主导政府决策的俱进道路,势在必行。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埃丽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埃丽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产生于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丰富的实证分析,其主要内容包括: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四个内部变量,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自主组织的制度设计.自主治理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其发展了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架构,实现了人性利己与利他的结合,拓展了传统制度理论的制度视野.实践价值是有利于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有利于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此外,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其适用对象的有限性、适用政治体制的有限性和适用自治组织的有限性.     

外溢性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政府合作社制度--地方政府间博弈的一个林达尔均衡

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地方公共物品只能由地方政府供给;而外溢性地方公共物品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在这类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相互博弈。地方政府间博弈必然引致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有效的制度创新是解决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基本路径。政府合作社制度使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经济契约制度化,是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博弈的一个有效的林达尔均衡。     

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从现代化的逻辑以及当前中国改革实际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调整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约束、规范公共权力,维护、保障公民权利,推动形成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关系结构。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理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扩大和深化公众参与是重要因素之一。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需要"由"胜任""自主""归属"等三者构成;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要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自我决定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之间能够形成耦合互动的对应逻辑,从而构建了公众参与"动机—动员—机会"的理论框架。依据该理论框架,市域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实践路径包括公众参与"需要"中的"胜任、自主和归属"分别激发出不同的参与动机、政府基于公共价值进行的"动员"以及扩大"动机激发""价值动员"二者交集的"有效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