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

震撼于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对奥斯丁 思想的误读,韦恩·莫里森萌发了编写一本“既可 以作为法理学研究的导读,又可以使法理学课程 通常研究的各种人物的成就成为背景知识”的法 理学教科书的念头,而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煌 煌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就是这一念头萌发之后作者 数年艰辛的杰出成果。正如莫里森在该书前言中 所暗示的,《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以下 简称“《法理学》”)旨在为当代的法理学讨论引入 历史的维度和语境的视角,从而避免对先前学者 思想的“具有表面价值的过于简单的断言”。这是…     

从《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说起——一个法史学的思考

本文系针对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涛先生的新作《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而作。以该书为缘起,在简单介绍该书的内容特点的基础上,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展开思考:一、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法学基础学科所应有的内容设计、面貌和研究方法;二、在现代法学教育学科体系中,学习中国法制史所应有的法理学意义;三、法学作为一门移植来的“纯粹”学问所缺乏的文化关怀。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     

《法学研究资料》1980—1981年总目录

法学基础理论作者各派法理学之批判(一)各派法理学之批判(二)各派法理学之批判(三)各派法理学之批判(四)各派法理学之批判(五)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 —兼与潘念之、齐乃宽二同志商榷年期1980。21980。31980。41980。51980。6达达达达达李李李李李王宗庭1980。5 宪法·国籍法浅论“三权分立”略论我国1975年宪法日本国籍法何华辉许崇德许常德何华辉 马克昌译1980。51980。61 980一2 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宫廷内外制变是导致宦官专权的主要原因贝卡里亚罪刊法定主义的历史意义试论刘烦的法律恩想 杨鸿年陈盛智译 陈抗生1980。51980。519…     

私法程序理论的法理学意义

传统法理学理论仅将静态的法律关系内容(仅利、义务或者权力)作为它们的基石范畴,忽视了法律行为在法理学中的应有地位。私法程序理论揭示了程序在私法中的普遍存在及其重要功能,证明了程序不仅仅是公法的“专利”。“程序”应当与“权利”一起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构建以权利一程序关系为基本架构的法理学范畴逻辑体系,以便从法理学的层面消除重实体轻程序等流弊。     

法理学30年学术史之考证——兼谈《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一文“四大缺陷论”

我国真正现当代意义上的法理学研究,始于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两年,已满30年的法理学研究历史被很多法理学人所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和深度回望30年法理学成就,反思这段法理学学术史的缺憾,甚至有学者撰文提出法理学研究的"四大缺陷论"。但是,没有做细致的申论,令人遗憾。或许其意义就在于引发新一轮的法理学研究反思的热潮。通过实证分析过去30年法理学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深感这种对学术发展的忧患意识是值得珍视的,它是促进法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     

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挑战与回应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为特征的新科技时代，不仅给法律领域带来技术问题和法教义层面的问题，也对法理学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学基本范畴形成挑战。对于这种挑战，大体有三种回应方式：部分基本范畴的独立范畴地位将被完全放弃（如“法律关系客体”“法律部门”），部分基本范畴的既有理解将得到彻底或部分重构（如“法律行为”“法律权利”），但也有部分基本范畴在新条件下应该得到坚定辩护乃至更好捍卫（如“法律责任”“法律主体”）。至于“法律”这一根本范畴是否需要重构，则仍无定论，有待未来通过充分的价值论辩来形成重叠共识。新科技时代并没有“肇生”全新的法理学问题，只是提供了“激扰”法理学知识体系、促使对既有理解进行反思的新语境。唯有对上述挑战作出及时有效的法理学回应，才能抓住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新机遇。     

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回眸

本文回顾与探寻了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客观规律。追根溯源,早在清末民初,由于西洋文明的冲击,国人法理意识就同维新变法和社会变革相伴而觉醒。民国时期,法理学呈现多元思想体系交错混杂的复合格局,既有所谓仿效西方的学院式“正统”法理学,又有以李达《法理学大纲》为标志的先进、科学的法理学。世纪中叶的社会革命催生出的新法理学,也历经磨难。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国家与法的理论”到八十年代“法学基础理论”的转变开启了中国法理学迈向理性化、科学化的航程,那么,从“法学基础理论”转变到九十年代的“法理学”,则标志着中国法理学从政治哲学之法理学进化到法律科学之法理学的基本完成。而法治目标模式的确定又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与不绝活力     

世纪之交法理学面临的双重历史性任务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法理学以及法理学工作者面临着双重的历史性任务:一是科学地总结过去;二是妥善地规划未来,而若从现在开始,还包括思考和筹划“九五”期间法理学的发展战略问题。这两大历史任务紧密联系、有机衔接。     

李逹法学思想初探

从现已发掘出来的历史资料看,“李达是我国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研究李达的法学思想对于展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析“权利本位”说

本文针对法的“权利本位”的命题,从法的实质意义、形式意义和权利、义务关系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这一命题是不科学的。并结合我国人民法律意识的现状,法的权利说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权利说及权利、义务关系的分析和论述,说明还是倡导“权利与义务一致”有利无弊,符合法的规律要求。但以权利为核心进行研究和建立相应的法理学体系的尝试则是无可非议的。     

走向21世纪的法理学——1995年全国法理学年会综述

<正> 1995年7月27日至30日,全国法理学年会暨庆祝中国法理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大会在春城昆明举行。来自全国教学、科研和实际部门以及香港地区的一共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和云南大学法律系等单位联合主办,主题是“走向21世纪的法理学”,着重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 一、中国法理学的现状 客观、历史地评估中国法理学的现实状况,是科学预测21世纪中国法理学基本走向的起点和基础。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法理学的状况很令人担     

学术信息

《法理学论丛）出版由张文显和李步云两位著名法理学家主编的《法理学论丛）第一卷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主要收录了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间我国法理学学者公开发表的具有重大学术影响或学术创新的学术论文。从第二卷起，《法理学论丛》将主要刊发我国法理学学者的学术新作。第二卷的主要栏目有：“理论新视野”、“法理学专论”、“世纪回眸”。“博士论文精粹”．“域外采风”、“书评”等。《法理学论丛》的出版是我国法理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法学理论工作者发表其学术新见解、论证真理论新创造、交流其学术心得与体会、参…     

知识经济社会与法理学的更新

作为对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整体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法理学”,作为对本国各部门法学进行高度概括的“法理学”,因其知识结构和思维品质的特殊性,只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不可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１６、１７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各种人文思想、启蒙学说和一浪接一浪的政治变革。凡是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在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时代变革中,在科学与人文的浓浓氛围中,诞生了法学的“法学”———法理学。自从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法理学诞生后,整个法学和法律制度、人类法治秩序都被提升到了一个更…     

日本的犯罪体系论

“犯罪体系”是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总则而存在的。“共犯论是体系论的试金石”,“犯罪体系”是随着有关共犯论的现实需要而变迁的,不存在超越历史和社会的不变的“犯罪体系”。提倡“从问题的思考转向体系的思考”,努力探索使各个事案的结论达致妥当的犯罪体系。     

试论中国公法崛起的法理学意义

“中国公法的崛起”必然引起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拓展和深化与更新———即应否将 (衍生于“权利”这一法理学基石范畴的 )“权力”也作为法理学的基本范畴纳入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 ,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以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 ,从而建构起以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权利———权力关系为基本构架的法理学范畴逻辑体系 ,并拓展为既适用于私法又适用于公法的法理学理论体系。     

何谓法理学——读庞德的《法理学》(第1卷)

庞德的<法理学>(第1卷)主要研究了什么是"法理学".在体系内,他阐述了"法律"、"法律研究的目的"、"法学研究的方法"、"社会学法学体系"等内容,对我国的法理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解决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

对于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我国学术界大致上可以分为“法哲学独立论”和“法哲学即法理学”两大系列观点。法理学与法哲学都是研究法律一般理论的学科,但由于支配它们的哲学思维有差异,因而使得它们的研究模式有了差别。正是这种研究模式的差别导致了法理学与法哲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不能因为这些区别便可以否定“法哲学即法理学”这种观点,而且这些区别的存在只应被看成是划分法理学或法哲学中不同流派或分支的一个根据。     

法哲学的对象和性质论辩

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无论是在国外或国内都颇多歧义，争论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可概分为“法哲学独立论”与“法哲学即法理学论”这两大系列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者赞同前论，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它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因此，同一般性（或专门）法的理论有所不同，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认为“法哲学即法理学论”是由于１９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不同程度地把法哲学混同用于一般性法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结果；它造成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纳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有必要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为此，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从法学和哲学及其相结合上进行了论证，对一些置疑的观点进行了答辩，并阐述了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就应该怎样正确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境域:从特殊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话语体系,在此前提下需要建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理论尝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一方面要将党对执政实践的自我表达的话语体系以及解读性评价作为特殊法理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应当在历史事实、现实需要和未来社会之间建立某种平衡性联系.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终结论角度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乃至社会主义法治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属于特殊的一般法理学的范畴.定位于特殊法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包含了走向作为一般法理学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