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刘道衡出使英国与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关系问题

我一九八○年在《评杜文秀大理政权与英国的关系》(《思想战线》1980年第四期)一文的结语中,就杜文秀大理政权与英国关系问题的争论焦点,即刘道衡出使英国问题,提出基本的评论,认为“刘道衡冒充杜文秀的‘义子’和大理政权的‘使臣’,从大理间道出逃,经八莫、仰光到了伦敦。在     

杜文秀大理政权的民族团结政策

在咸丰、同治年间,云南西部爆发了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民为核心的各民族起义,建立了大理政权。导致起义的原因虽多,但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无疑是个重要因素。大理政权能坚持反清斗争达18年之久,固然有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影响,然而也是大理政权实行团结各族共同抗清的民族政策的结果。诚然,大理政权的民族政策也有其局限的一面,不过,瑕不掩瑜,其主导方面是好的,成效也是显著的。本文试图对大理政权的民族政策略加论述,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评杜文秀大理政权与英国的关系

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史学界历来有争论。在“四人帮”横行,大抓“叛徒”的日子里,有人利用这个学术问题,硬给杜文秀扣上“叛徒”的帽子,“四人帮”粉碎后,史学界拨乱反正,开展“百家争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对杜文秀作科学的评价。本文想就杜文秀大理政权与英国的关系,谈些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我们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是所谓“第一个在华拥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它认为“一个由清政府统治的     

试析杜文秀的政策矫正和族际矛盾之调解

杜文秀起义是云南近代历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件。历代农民起义对社会造成破坏都是难免的,滇西回民在起义初期也不例外。在成为起义军领袖之后,杜文秀及时地作了政策矫正,消弭了民族矛盾,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滇西回民起义军在杜文秀成为领袖之前与之后的作为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学界研究似乎较少注意到,更缺乏研究。如果没有杜文秀对民族矛盾的调解和民族团结政策的执行,就不会有滇西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坚持起义军政权18年的辉煌历史。作为起义军首领的杜文秀,其思想认识、政策方针对起义所能取得历史成就,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很有研究的价值。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行省、宗王、段氏并立时期的段元关系——元代云南民族关系研究之二

本文认为:元代自云南行省建立后,随着元政权在云南统治的巩固和深入,元统治者对以大理总管段氏为首的少数民族上层从一味依靠改为对其权力加以削弱和限制,同时继续拉拢和利用的两手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元朝政权与段氏的关系进入了行省、宗王、段氏并立的新时期。     

关于杜文秀身世的几个问题

一、家世关于杜文秀祖辈以上的情况,在已见的记载中只字未提,无从得知。至于他父辈的情况,倒有几处叙及,从中可以粗知一二。一是民国19年(1930年)6月,元谋张二村回教俱进分部在回复中国回教俱进会云南支部的信函中,对杜文秀的情况有所涉及,该函说:“杜父为廪生(秀才)”。二是林则徐在审理保山事件时曾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二日,“丁灿庭、木文科、杜文秀、刘义等家,均被惨杀多命,因人众势乱,不能指出凶手何人。”这两条记载     

“孔雀胆”事件前后的元代云南政治社会状况

孔雀胆事件是云南历史上有名的爱情故事,事件发生在元末明初,这是一爱情悲剧,背后隐藏了巨大的政治阴谋。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段氏和蒙元政权的关系,有起伏,有波折。它既是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也是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与元朝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     

南方丝绸之路阿吒力教研究——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崛起于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 阿吒力教是在南诏大理国颇为流行的佛教密宗。 阿吒力教的传播及法术具有诸多特点, 体现为阿吒力梵僧的传教与白蛮大姓的结合, 以及阿吒力教经历文化传播而地方化、 民族化的特质。 南诏大理国时期流行的阿吒力教, 能够融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经历文化涵化而形成地域特色的佛教密宗, 这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     

南诏、大理国对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

南诏、大理国政权对怒江流域的设置与经营 ,既打破了一些民族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 ,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促进了西南边疆民族经济的发展 ,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度的繁荣发展

两宋三百多年中,由于宋太祖消极地总结了“云南极边在唐为患尤甚”的历史经验,主动放弃了以今汉源为界的大渡河以南地区,对四川沿江重要据点戎(宜宾)、泸(泸县)以南基本上采取了消极防守策略,使上述各地的彝族先民社会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度相对繁荣的局面。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云南道教——以南诏大理时期为中心

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本形成,道教逐渐传播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唐朝与南诏的“苍山会盟”,其文书采用五斗米道“三官手书”的方式。南诏大理政权建立的神异事迹,反映出道教影响的历史事实。南诏大理时期的道教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这与道教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与历史上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关。     

《魅力大理》魅力足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50周年庆祝大会上，一场名为《魅力大理》的大型文艺表演，浓缩了大理方方面面的美，通过“金花故乡”、“古道风情”、“大理神韵”、“和谐家园”、“苍洱歌声”、“魅力大理”六个篇章，将一个美丽、鲜活、多彩的大理，活色生香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博得阵阵喝彩声。《魅力大理》体现了大理的气度、大理的眼界、大理的实力、大理的能力，展现了大理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堪称大理文化的一场盛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魅力大理》魅力足@丹业 @徐恒誉     

细奴逻是我们的老祖宗

·背景· 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 云南巍山前新村 ［南诏］：古国名。是唐代以鸟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唐初为蒙舍诏，公元６４９年细奴逻建大蒙政权，以巍山（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为首府。开元年间，其王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六诏，迁治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全盛时辖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等地。历传十三王，十王受唐册封，共２５４年。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９０２年）为郑买嗣所灭。     

一张日渐生动的名片

正很多来过大理的朋友告诉我,到了大理,心会醉。再次甚至数次来大理的朋友说,看到大理日新月异地在变,每次来感觉总会不同,心更醉。我则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真醉,那么你用心了。大理有点小家碧玉,不跋扈张扬,只是乖巧地落座在滇西大高原深处的群山中,甚至有些矜持。不过,就算没有倾国倾城之姿,也有闭月羞花之貌。于是,     

云南回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丰厚的研究土壤云南回族研究，在当前我国地区回族研究中，是势头旺、成果多的。这除了老中青研究人员齐备，领导得力、得法外，还由于这里研究土壤丰厚，从昆明到大理，从滇东北的昭通到滇西南的保山到滇东南的建水、沙甸，都有回族历史文化的宝藏。元代的赛典赤肇基了云南回族历史，明代的郑和弘扬了云南回族历史，清代的杜文秀树立了云南回族革命斗争传统，他们是历史上云南回族三杰，是云南回族、也是中国回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人物的杰出，说明了历史的杰出；人物的众多，反映了历史的丰富。元代赛典赤长子纳速刺了先于赛典赤到达云南…     

以茶为媒传家风——大理白族婚俗茶文化

据史料记载,早在先秦时期,苍山、无量山、哀窂山等地就是大理茶叶的种植园。汉代,大理就有"叶榆焰茗"之说,"叶榆"即大理,"焰茗"是烤茶。宋代大理国佛教盛行,寺庙周围广植茶桑,形成了"深山藏古寺,古寺出名茶"的局面。茶文化也逐渐由宫廷、寺庙普及到民间。明清时期,大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茶叶销售集散地。1908年,为方便马帮长途运输茶叶,喜洲著名商帮永昌祥在大理下关建立茶厂,将来自双江、凤庆、勐腊等地的散茶经过蒸压成坨后长途运输、销售,是为沱茶。     

从消费到生产 大理生活方式移民的生存特征

正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交通设施和信息通讯技术的改善,共同推动了个人流动性的增加。以度假、休闲、养老等为目的的旅游移民迅速发展。越来越多来自大城市的人受到旅游业的吸引,出于逃离日常生活、回归自然等动机,永久性或季节性地迁移到旅游目的地。大理古城是国内移民聚集的典型。1984年大理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后,大批外国背包客涌入大理古城。20世纪90年代,大理吸引了不少影视明星和艺术家纷纷到大理买房、创办工作室,大理成为     

漫话大理古塔

大理地区曾是我国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大小小的古塔,星罗棋布,气势昂然,耸立在山乡城野,把祖国边疆的山河装点得雄伟壮丽。塔是反映佛教思想的建筑物,最早始于印度。它的本名叫“塔波”,是梵语(stupa)的省略音译。完整的音译应当是“(穴卒)堵波”。意义是“高显”或“坟”。传入中国后被称为浮屠(浮图),简称佛塔或塔。其用途跟中国的坟墓一样,是用来安葬舍利用的。舍利就是佛或有德行的出家人的遗体。初     

文化认同与艺术重构——宋代《大理国梵像卷》和清代摹本《法界源流图》比较研究

12世纪，中国西南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大理国诞生了一幅绘画长卷名作《大理国梵像卷》。500多年后，实现一统的大清皇帝命宫廷画师在藏传佛教僧侣指导下，对《大理国梵像卷》进行分解和临摹，形成《法界源流图》和《蛮王礼佛图》两个摹本。分析《大理国梵像卷》和《法界源流图》（《蛮王礼佛图》已轶）在整体结构和表现细节上的差异可以看到，这一从原作到摹本的“仿制”式艺术重构，由于时空差异、国家思想差异和权力关系差异，实际上已经成为统一国家意志下的政治规训和文化再造事件。两件视觉历史文本，显示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在国家思想、图像认知和艺术表现上的微妙差异，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认同的丰富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