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法定刑的特点

商业贿赂涉及到刑法中的八种罪名,这些罪名的法定刑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主刑规定的种类多且挂有死刑,罚金刑缺失、没收财产刑适用范围太窄,针对不同主体配置差异极大刑罚。对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配置了明显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单位的刑罚,对单位的刑罚配置明显轻于自然人。商业贿赂犯罪的现有资格刑规定无法有效防控商业贿赂。     

论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及其完善

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突出地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对医疗事故罪适用的刑罚种类只有有期徒刑和拘役两种 ,显得过于单薄。 2、法定刑幅度太低 ,不符合业务过失犯罪从重处罚的原则。要解决医疗事故罪法定刑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增加“罚金刑” ,2、增加“资格刑” ;3、提高法定刑幅度。并以此为中心修改完善刑法第 335条。     

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研究

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法定刑幅度较低。法定最高刑仅为三年,这不仅严重违背了业务过失重于普通过失的原则,而且比其他业务过失也偏低_。二是法定刑刑种单一。只有有期徒刑和拘投两类,显得过于单调。建议在医疗事故罪中增加罚金刑,增设剥夺或限制从事特定职业资格的资格刑、资格刑具有防止犯罪人再次利用其资格进行犯罪的独特功能,这不仅是打击犯罪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刑罚体系科学化的要求。     

论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存在着刑种过于单一、幅度太低等问题 ,这些问题应从增加“罚金刑”、“资格刑”以及提高法定刑幅度等方面入手进行解决。     

论受贿罪法定刑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受贿罪法定刑目前存在量刑档次交叉重叠、衔接无梯度,量刑情节模糊、法定刑的受贿金额不科学等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受贿罪的正确量刑,降低了受贿罪法定刑在量刑中的可操作性.受贿罪法定刑立法可以从单独设置受贿罪的法定刑,增加刑罚类型,废除死刑,确定起刑点,重构法定刑空间形式等方面加以完善.     

海洋生态犯罪的惩治及其国际刑事责任的国内化

海洋生态犯罪具有侵害行为的多样性、侵害范围的广泛性、危害后果的潜伏性特点。从康菲石油污染案来看,我国惩治海洋生态犯罪面临诸多困境。提倡在海洋生态犯罪中设置危险犯,并将法人,尤其跨国法人明确为惩治主体。应设计海洋生态犯罪的特色刑罚体系,即适当提高法定刑幅度,在财产刑和自由刑的基础上增加资格刑的适用,采取生态补偿措施和公益服务等多元处罚模式。基于海洋生态利益的共有性特征,海洋生态犯罪国际刑事责任追究十分必要,而国际刑事责任的国内化采用介于中间的混合模式应为司法实践中最好的选择。     

论法定刑设置的根据及我国法定刑设置的缺陷

法定刑设置的根据是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由法定刑设置的过程、罪刑关系发展变化这一矛盾运动的内部原因及其报应和功利性决定。《刑法》法定刑设置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编织了各种不同犯罪的法网，由于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及其表现形成的认识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法律刑设置存在诸多缺陷。为了避免这些缺陷，在法定刑的设置中，应坚持公正、明确和协调原则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财产刑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的适用主体包括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处罚较轻的财产刑代替适用较重的自由刑,能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救他们,也符合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的从宽责任原则.然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财产刑与未成年人普遍没有经济来源的现实状况相悖,适用财产刑往往不能实现其特有的功能,故应取消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吸收财产刑的立法规定,采用单处罚金,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等措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     

法定刑配置的优化：理念与进路

我国刑法分则的法定刑规定在宏观及微观层面都有可优化的空间，绝对确定刑的规定、个别犯罪起刑点过高、部分犯罪第一档最高刑过重、对向犯的法定刑设计失衡等，都冲击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优化法定刑配置应当立足于法益侵害和罪责，兼顾一般预防的需要建构具体的罪刑关系。在设计法定刑时，犯罪的一般预防因素或行为人危险性的影响不能被高估。现代刑法的法定刑设计必须呈现分化的特征，即对大量传统犯罪处罚轻缓，但对有组织犯罪、部分危害公共安全及经济犯罪可以处罚更重。应当推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向自由刑、罚金刑并重的模式转型；对故意犯、过失犯的法定刑应当尽可能衔接性地做出规定；法定刑配置不能无视司法的习惯和难处；一般性地讨论对向犯同罚的意义有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准确评估了行为的危险性，同时类型性地考虑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其立法具有合理性。     

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罪数额标准的修改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贪污罪的数额,并将其与法定刑直接对应,这一立法方式与贪污罪的本质不符,也导致司法实践的困难。《刑法修正案(九)》将其修改为模糊数额的立法方式,更加符合司法实践的要求。当前,贪污罪的起刑点数额为5000元,这一数额不符合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的要求,以对腐败犯罪零容忍的政策为指导,并与其他财产型犯罪的数额相协调,应当降低贪污罪的起刑点数额。贪污罪的量刑数额多个档次之间没能拉开距离,不利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应当适当提高其量刑数额。     

当引渡“遭遇”死刑

二战后,由于国际人权保护观念的高涨,“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为死刑废止论的一个表征和限制引渡的“安全阀”之一,而引人注目.当引渡“遭遇”死刑,当死刑关涉人权,当三者聚合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时,在保留死刑和废除死刑的国家间,造成了一些互不谅解的情况.其实,就目前世界发展状况而言,生存权仍是一种相对权,保留死刑和保障人权并不矛盾,各国应抱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协商解决矛盾,实现生存权和公共秩序保护之间的均衡.     

流刑的发展及意义

自战国以来,徒刑逐渐取代了肉刑,成为主要的刑罚,然而死刑过重、徒刑过轻的难题始终无法解决。流刑的确立正反映出历经漫长的岁月,终于在死刑和徒刑之间找到了一种轻重较为适中的刑罚。流刑的出现使得我国古代尤其是唐朝以后的历史时期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几率大大降低,也成为我国古代就死刑存废争论的先决条件。流刑制度的形式就是在今天,对现代刑罚种类和形式的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经济犯罪死刑浅析--以适用死刑的目的为视角

死刑的目的是整个死刑制度确定和存在的基石.它包括统一的三个层面报应、预防和维护社会公正.然而在经济犯罪领域设置死刑不符合前述三个层面的目的,因此可考虑废止我国经济犯罪中的死刑.我们可从转变观念、强化管理、健全制度等方面努力以达到这一目标.     

中国死刑立法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显示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 6 7个死刑罪名具有相当的公正性 ,但是 ,刑事立法更应从规范的层面对民意进行理性和科学的引导。而不只是将死刑更多地定位于保护公法益 ,并且屈从于民众的意愿     

新型经济犯罪案件执法中的刑罚适用

由于新型经济犯罪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刑事犯罪，犯罪主体的特殊化、犯罪手段的专业化与智能化，使其在刑罚适用方面也呈现出与众不同之处。在慎用死刑、适当适用自由刑的同时，必须注重适用财产刑。只有在判处主刑的同时，判处相应的财产刑，才能有效地打击与遏制新型经济犯罪。     

论死刑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死刑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既有理论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要解决这些困境,可采取一些措施,诸如改善与死刑有关的立法、量刑和执行,并加强对国内死刑的犯罪学研究。     

漫议我国限制死刑的理性抉择及死刑的司法控制

中国限制死刑的理性抉择之路是要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再逐步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最后彻底废除死刑。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要充分发挥死缓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以及时目前的死缓制度加以改进,来实现对死刑的司法控制。     

死刑不引渡原则中的人权与主权

死刑不引渡原则比引渡的其它原则形成要晚，但它的发展速度、影响及在引渡制度中的地位却是其它原则无法比拟的。它是国际社会致力于废除死刑的必然结果，是人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死刑不引渡原则，不仅涉及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同时由于它涉及到国家主权与人权保障的问题，所以在最近几年，较之引渡的其他原则更备受瞩目。     

死刑制度改革论纲

死刑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刑种,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已持续了二百多年。我国虽然是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但是死刑在我国应严格限制。因为我国已加入了有关严格限制死刑的国际公约。另外,从保护人权的角度,也要求我们限制死刑。为此,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有关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要进行相关改革,如增加刑种﹑在诉讼程序中更加注重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加大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力度等。上述措施是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公正审理和判决,同时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