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的价值定位及其程序保障

口供的价值不容否认,但口供的价值是有限的,即使共犯口供也是如此。对于口供既不能轻视,也不能轻信。我国应当确立不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口供排除、补强证据、先调查其他证据后调查自白等证据规则,以保障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研究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指对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由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构成,当内在构成达到完善的程度时,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就能够发挥保障口供真实性、防止误判和防止过分倚重口供、保障人权的功能。但是,我国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很多问题。在理论上,对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等规定不明确。在实践中,缺乏适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指导和标准。基于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的问题,应当从明确被补强口供的范围、明确口供补强的对象、明确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明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完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内在构成。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也谈我国口供补强规则

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在封建社会的专政统治中,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而口供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成为定罪的主要甚至全部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偏重口供的片面性和负面影响,规定对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需要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口供补强规则。我国刑诉法对口供补强规则的规定过于笼统,有待加以改革和完善。     

域外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历史观照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预防错误定罪的重要保障,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在之后长达31个世纪的时间里,该规则散见于不同的神律与人律之中,并于神示证据制度终结之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与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分形同气,审判权分配方式的差异使得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证据制度上分道扬镳,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亦随之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     

中日英三国被告人口供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之比较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英三国法律对于被告人口供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规定不尽相同。日英两国法律赋予被告人口供以证据能力的前择是被告人必须在自由自愿情况下作出有罪供述,而我国法律赋予被告人口供以证据能力的前提是口供必须真实;被告人口供在日英比我国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英国法上的有罪答辩制度和日本法上的口供补强法则都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当研究和吸收这些合理因素,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     

我国排除非法口供规则考察与策进——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53、55、56、57条的思考

排除非法口供规则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但存在反对确立排除非法口供规则的观点,我国排除非法口供规则有其相应的理论根据;考察我国排除非法口供规则实施的情况,仍存在的问题,应完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53、55、56、57条中关于排除非法口供规则。     

“孤证”或证据“一对一”的困境及其出路破解

"孤证"或证据"一对一"案件的证明目前成为司法证明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绝对的孤证案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解决所谓"孤证"或证据"一对一"的证明难题,其出路在于借鉴西方国家证明领域中的补强证据规则的理论和有效经验,充分发挥间接证据对直接证据的印证与补证功能。惟此,我们才能脱离"孤证"的证明困境。     

反律法主义命题下的证据问题思考——以DNA证据规则的完善为例

反律法主义命题的阐释源自边沁对证据法的衡量与评价。基于对普遍认知能力的依赖以及对还原事实的逻辑推理认定,边沁在审判方面强调事实认定重要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证明自然体系的偏好。反律法主义命题最终走向了放轻证据规则、偏重证明程序的矛盾对立面。以DNA证据为例,当DNA证据所指向、确认的事实出现时,是否仍然需要对该类证据规则进行严格限定。借助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对现行DNA证据规则进行补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回到了反律法主义追求事实正义的目标之中。     

翦论被告人翻供情形下对口供的审查

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推翻原有口供的现象一直存在，且占有一定的比例，处理起来也较为棘手。翻供是典型的供述不一致现象，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自身的主观原因；二是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口供的审查．除审查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外，还必须审查其应有的补强证据，否则不能单独定案。对待翻供和原供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允许翻供，同时认真审查翻供和原供的真伪，对二者既不轻视．也不轻信。因此，通过对口供特点的分析和翻供原因的总结，能够正确解决翻供情形下的口供审查认证问题．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论监所线人与刑事冤案:域外经验与本土建构

监所线人制度乃现代社会中的必要之恶。监所线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相比具有内在的不可靠性,故需谨慎采用,否则容易造成冤狱。美国和加拿大均有类似的惨痛经历,因此近些年进行了司法改革。我国也面临类似问题,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改革完善: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监所线人证言,不与普通证人证言等同视之;另一方面须完善审查机制,确立假定不可信规则与补强规则。此外,还应重视跨部门相关知识的培训。     

强奸案件证据标准与证明方法的实证分析

强奸案件的证据采信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颇受争议,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直接证据的稀缺。针对强奸案件的证据收集和运用中所存在一系列的疑难情形,司法机关不必追求证据之间无任何矛盾,而要从全案证据出发,采取"自由心证"与"相互印证"相结合的证明方法,并运用对质制度,做到完整证据链条支持下的内心确认即可。     

论地方联合制定行政规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地横向交流的扩大、地方间共同事务逐步增多,作为以行政区划为空间范围的地方规章已经不适应这种形势,有必要允许地方政府以制定联合规章的方式来解决跨省份的共同性事项。在解决地方间共同事务方面,地方联合规章比行政法规有更多的优势,这是由这些共同事项立法的紧迫性、特色性和试验性所决定的。为此,需要修改相关法律,对地方联合规章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效力等级等加以明确和规范,并使之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跨省份共同事项的新型立法形式。     

刑事证据规则若干问题思考

证据规则是确认证据的范围和调整、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刑事证据规则是证据能力在法律上的预先设定，在证据运用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取向。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对证据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总体而言，并不存在系统完备的证据规则体系。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证据能力的概念并需要对相关证据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     

试论加入WTO后少数民族法的调整

WTO规则的适用及成员方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法律、政府及其权力等方面的关注,说明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法规与WTO规则存在冲突,少数民族法应按照WTO规则的精神进行调整和完善。     

关于“零口供”规则的几个问题研究

＂零口供＂规则推出已有近十年的时间,目前这一规则已被众多地区司法、公安部门引用,该规则也在我国的法律界、新闻界引起了较大的震动,被评为＂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历史性进步＂。＂零口供＂规则的实行必将影响和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加快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进程。作为司法战线一员,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试谈几点自己的粗浅看法和认识。     

法律行为概念探析

法律行为是法哲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法学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法律行为理论却是我国法理学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尤其缺乏对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及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的系统研究,不能为各部门法学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理论。同时,现有的理论与部门法理论又很不一致,这无疑会影响我国法律调整的效果,影响法治进程。如何使法律行为成为各部门法行为的共同上位概念,实现对部门法的指导,改变法理学与部门法学脱节的状况,为未来我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是当前我国法律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探析

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条件已具备。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 ,是健全行政法制监督的需要 ,也顺应WTO规则的要求 ,不违背诉讼效益原则。当前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及时代价值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分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特征,指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