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1989-2000)中美关系的三种观念建构

对国家行为和国家间关系进行解释的基本依据是国家利益 ,但国家利益不是一种自然的客观存在 ,它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的观念的建构。冷战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内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对应观念建构 :意识形态对手身份、霸权国与潜在挑战国身份和相互依赖的认同 ,它们在竞争着两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义 ,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冷战后时期的三次大的危机和起伏 ,但两国最终没有走向根本对抗。这三种观念建构在新世纪仍然竞争着两国国家利益的定义 ,并规定着中美关系的基本方向和趋势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欧洲文化认同及其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而共同构造并认同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是一种集体知识,即共同观念。行为体可以用共同文化观念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欧洲文化认同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个理论的运用,并必然对国际体系和东亚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     

论党员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及教育对策

党员自我身份认同是对党员这一身份角色的自我理解。在现代社会中,面对多元价值选择和利益分化,党员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成为影响党员履职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在党员教育中不断增强党员的自我意识,培育党员自我认同的动力,建立合理的自我评价机制,在社会实践中强化党员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泛北极共同体的设想与中国身份的塑造——一种建构主义的解读

泛北极共同体作为一种超越北极地区、民族和国家疆域的组织形态,内含包容、开放的特性,可以为摆脱现有的北极治理困境提供新的出路,也能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身份创造更有利的塑造空间。温特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国际体系文化建构而成的。契合人类未来发展的康德文化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身份的塑造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从现实来看,这种身份的塑造又将受制于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唯有从自我和他者两个方面着眼,才能有力地建构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国家身份,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

世界政治是关于身份建构的政治。对于行为体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施动性,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在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社会化者借助强势地位,通过军事强制、利益奖惩、规范传授等机制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而受到安全、利益和行为适当性的驱动,被社会化者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者内化给定的身份。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行为体的施动性表现为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而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行为体不分强弱,同样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身份建构是集体自尊驱动下的自主过程。社会竞争、社会创造和社会流动是常用的身份建构战略。行为体的施动性使结构变革成为可能。在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     

进程合作论：理论模式、价值与未来研究

＂进程＂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进程＂概念,应该是指一个社会化的互动过程,它既是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学习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以进程为变量解释国际合作形成的理论被我们称为＂进程合作论＂。进程合作论认为,进程能够推动国家加强对话和学习,接受规范和法治,帮助国家建构集体身份,从而为合作提供强大的认同基础,而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又能扩大共识,再现规范,强化共有利益观念,从而又推动进程的维系。＂进程合作论＂的基点在于进程,进程既构成合作的原因和手段,又成为合作的结果和目的,进程与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共生共存。     

角色身份与中日关系——一种建构主义初探

角色身份是在与他者相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的定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角色身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它趋于在行为体的互动中自我再造.中日间消极性的角色身份在双方的恶性互动中得到再造和支撑,并深深内化到双方的战略思维中.中日两国的自我束缚有利于防止双方恶性互动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得中日之间消极性角色身份向积极性角色身份的转变成为可能.     

大国国际形象与气候政治参与：一项研究议程

国际形象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大国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又难以界定的重要因素,它包含了一定时期内为他者所认知的国际相对地位、身份、威望、声誉、荣誉等。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对国际形象的界定较为模糊,甚至一度曲解,国际形象的建构其实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大国参与气候政治的行为与其国际形象存在相关关系,正向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政治进程,可能使大国的国际形象得以重塑,对于新兴大国而言,亦有助于为崛起而进一步创造软条件。     

论欧洲立宪的主体行为模式建构

本文通过建构欧洲立宪主体中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和公民行为体的多重行为模式,指明各种行为体在欧洲一体化的互动实践中都受到“国家认同”、“欧洲认同”和“公民认同”的根本性建构作用,并各自发展出具有“国家主义”、“欧洲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行为模式。欧洲立宪进程中,三种最主要行为体基于各自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取向展开相互协调与合作。而建构以“欧洲公民”为纽带、以实现“合力平衡”为目的的良好宪政秩序,是欧洲统合的必经之路。     

错误知觉、议题身份与国际冲突——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为例

国际关系认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引发了国家间冲突,然而,错误知觉与冲突之间并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传统认知理论未能对错误知觉引发冲突的具体条件做出清晰的界定。而从认知的另一个来源——身份出发,也许可以给出更可靠的答案,议题身份概念的提出则有助于理解错误知觉与冲突之间的关系。议题身份是指行为体在就具体议题进行互动时被激活的身份,代表了行为体相对于互动他者的议题认知和信念体系。行为体围绕议题展开互动,在不同议题中具有不同的议题身份。议题身份对认知过程具有两种影响:一是赋予行为体在议题中的认知偏好和适当性信念,影响错误知觉的形成;二是确定行为体在议题中的利益。这种利益界定决定了行为体对互动议题的敏感程度,进而构成冲突发生的条件。行为体对议题的敏感性越高,其依据错误认知展开行动的动机就越强烈,采取对抗性手段维护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近年来中美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中的错误知觉之所以呈现出向冲突转化的明显态势,并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其根源在于双方围绕该议题所产生的议题身份决定了互动过程中的高度敏感性。     

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原因和影响分析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于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这次核试验是朝鲜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要的产物。从内因上讲是为了巩固政权、增强国家凝聚力。就外因而言，是为了利用核武器制衡敌对国家、解除其外部的安全威胁。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导致恶劣的影响，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安全困境，同时对我国的安全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印-太战略弧”语境下澳大利亚安全空间的战略重构

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提出“印-太战略弧”，透露出该国未来安全空间拓展的战略指向。澳大利亚在参与“印-太战略弧”地区的国际博弈中面临着在中关之间、既有强国与新兴大家之间、太平洋次区域组织与泛太平洋组织之间的“选边困境”，其战略空间也受到来自这三方面的共同挤压。澳大利亚未来安全空间的战略性拓展总体表现出三向性特征。澳大利亚探寻体系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的实践，既为“印-太战略弧”地区的国家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同时也为中国把握太平洋安全形势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有益启示。     

视频监控信息在目标轨迹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作案人,可以推测其在实施犯罪后大多会逃离犯罪现场,销毁犯罪证据,隐匿身份,这些活动过程必然会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得以体现。而以案件现场为基准点,根据视频监控系统中记录犯罪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情况、案发后活动行踪,以还原行为轨迹,从而分析其下一步将会出现的时间点和活动区域。狭义的目标轨迹概念是指造型体在时空运动中,通过信息交换,遗留在承受体上记录其社会交互活动状况的总和。它以社会网络分析、信息交换、数据挖掘等原理为支撑。可以以人员轨迹、车辆轨迹、涉案的特定物等为标识,通过运用时序、空间、信息联查等方法,分析视频监控信息中的目标轨迹。     

眼动追踪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其在侦查辨认中的应用前景

辨认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感知、记忆、再认的过程。通过眼动追踪技术可以实时采集辨认人在辨认过程中的眼动数据,了解其在辨认中的是如何思考及做出辨认结果的心理认知过程。利用眼动追踪技术,分析证人、犯罪嫌疑人辨认过程中的眼动模式,有助于研究证人辨认的准确率、识别犯罪嫌疑人、辅助发现破案线索等问题,在侦查辨认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刍议非法获取、传播身份信息罪

非法获取、传播他人身份信息资料的行为给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为有效地惩治此类犯罪．节约社会成本．建议刑法对非法获取他人身份信息资料的行为予以规制,具体在刑法第280条第三款后面增设一条非法获取、传播身份信息罪,并将刑法修正案（五）的相关内容并入此处,作为条款之一。非法获取、传播身份信息罪是指窃取、收买或者非法传播他人身份信息资料,数量较大的行为,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侵犯的客体为身份信息资料管理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犯罪对象为他人重要的身份信息。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获取、传播他人身份信息资料．数量较大的行为．行为方式主要包括窃取、收买或者非法传播。非法提供、持有和收集他人身份信息资料的不构成本罪．必要时可由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调整。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身份信息资料管理秩序和当事人合法利益带来损害而仍决意为之。     

浅析权威主义时期的韩国政企关系模式

本文通过对权威主义时期韩国财阀与政府之间互动情况的历史考察，归纳了这一时期韩国政企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并认为权威主义时期韩国的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战略选择等因素是形成韩国“政府主导下的政企合作型”政企关系模式的主要原因。     

提升警察幸福感的幸福教育策略探析

幸福教育对提高警察生活品质,推进社会和谐,促进公安事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认知重塑警察幸福观,情绪行为引导改善警察的幸福感,文化感染提升警察幸福的心理品质,切实提高警察幸福感。通过各种形式的渗透和教育,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养警察感悟幸福、珍惜幸福、享受幸福和传递幸福的能力。     

我国警察心理训练的现状及展望

警察心理训练是提升警察身心健康水平和工作绩效的一种有效形式，近年来已经被普遍应用于全国许多公安队伍的教育训练活动之中。文章总结了目前我国各公安机关对警察进行心理训练的基本现状，并指出了在训练对象、训练内容、训练方式方法、训练教官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且提出相应的建议，最后展望了今后我国警察心理训练的发展方向。     

工会应注重职工的心理疏导

在企业建设中，心理疏导是一种提高职工士气、减少抱怨、增强对企业的认同、促进各部门、各层次员工间沟通、改善组织气氛的重手段，在这方面，工会注意施展好自己的应有作为。     

韩国的东南亚外交：目标、手段及其启示

早期韩国外交囿于东北亚区域,但近年来,韩国日益以中等强国的进取姿态,试图超越东北亚外交的局限,向亚洲乃至全球层面扩展影响力。其中,东南亚已上升为韩国外交的战略区域。以经济利益为重心,韩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拓展安全合作,提供发展援助,推动环境和文化外交,全面追求其在东南亚的政策目标。韩国外交的这一态势,会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