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管理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逻辑框架与机制优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文明形态,也是一种治理模式,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战略目标。如何有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成为摆在当下理论界和实践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政府绩效管理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通过政府绩效管理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逻辑框架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价值维度,政府绩效管理将公共价值融入现代化建设过程,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绩效生产提供了价值引领;二是制度维度,政府绩效管理贯穿国家治理的结构,这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绩效产出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基础;三是工具维度,政府绩效管理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基础。面向未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绩效管理的作用,应当优化公共价值建构机制、信息机制、制度执行机制、绩效领导机制和绩效改进机制。     

政府数据治理风险及其消解机制研究

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重视政府数据治理改革,同时关注其背后的风险,是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应有之义。数字政府建设与风险消解应成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关键成功要素分析(KSF)等方法,解构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推进创造条件。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主要包括决策和领导风险、数据风险、技术风险和数据平台的运维风险等。基于对政府数据治理整体绩效的关照,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优化决策和领导机制,保障组织基础;保证数据质量,优化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完善治理平台;增强数据整合和运营能力,共享治理成果。     

法治意识培育中的关键能力模型建构

关键能力模型的建构为法治意识素养逻辑生成提供了有效的路向和通道,是道德与法治学科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和调节机制。关键能力模型是由多阶多维能力要素构筑的指标体系、整合模型,关键能力模型的建构应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结构化学习为特征,以素养提升为目标,为法治意识的培育提供经验图示、发展图景。关键能力模型的操作,应基于整体主义的视野,创设劣构情境,提供具有结构化、可视化、诊释化特征的量规,以指导学习过程,管控和改善学习行为。     

治理场域:一个社会治理分析的中观视角

治理场域是一个可以刻画社会治理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的中层分析概念,在结构上包括了治理中的能动主体、位置关系、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当前社会治理中的问题需要从以上治理场域的要素进行考量和分析。未来治理场域转型需要从理性的社会建构机制、政府的功能发挥机制、非市场治理机制三个方面入手。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了该基本框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实践中也有助于增强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可操作性。     

生态治理现代化体系创新的价值遵循与基本要义

生态治理现代化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生态治理主体体系和生态治理的制度机制,积极推动生态治理理念、生态治理制度以及生态治理方式等一系列治理资源的现代化转换,实现社会公正与生态公正以及生态环境的共治共享,其基本要求就是建构协同共治的生态治理体系,整合丰富多样的生态治理资源,实现多元治理主体能力的现代化。生态治理的直接目标是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其根本目的则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文明。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北大核心SSCI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角度看,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要求。但是,由于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等问题,与共同富裕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需要在转变对贫困治理认识的基础上,紧扣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围绕建立健全相对贫困的识别和监测机制、增强脱贫劳动力内生发展能力、加强特殊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做好现有扶贫政策的衔接和调整等措施,注重构建系统性、完备性和可行性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为2035年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体系探究——基于动态空间视域北大核心CSSCI

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着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现阶段,切实提升区域整体生态福利水平,是实现常态化"利益促动型"协同治理目标的战略要求。通过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演化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协同—绩效"机制建设缺位,导致"闭环"体系难以自动循环升级、府际非对称利益博弈与多元要素联动滋生的内生性问题尚未被有效解决,从而无法在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治位势及环境承载力等约束下推动地方政府以集体性自组织行为结成稳定的联防联控同盟。基于动态空间视域下"协同—绩效"体系的逻辑探究得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推进,须在中央嵌入式战略引导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扎根于省、市、县"治理规划—结构建设—过程管控—绩效评价—路径实践"的有序联动,实现府际"同效不同绩"的考核归责,防止"一刀切"式管制;与此同时,需通过促动大气防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趋同、推进属地管理与区域联动的权责耦合、把控先行先试与全面推进的节奏,推动"协同—绩效"与"绩效—协同"的良性循环运转。     

交易治理机制及关系治理与绩效关系研究——基于157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实证分析

理论和经验表明,农产品交易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要素均会影响交易绩效,但缺乏实证计量的支持。本论文在交易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以湖南、河南、陕西、广西四省157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加工企业的视角,探讨了企业与农户交易关系的不同治理机制及其对绩效的影响,证实了关系要素对企业综合绩效与质量绩效的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提出企业绩效提升的对策建议。     

论警务机制创新

警务机制具有产出的规范性、同质性和规模性的特征,它当属警察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之一,也是公安机关理应追寻的工作方式。鉴于警务机制的这些属性和功能,如果试图降低其成本并且提升其效率和效益,就必须对其进行创新,而警务机制创新需要依据其构成要素的改善或优化来实现,即只要首次通过要素的优化或改进能够促使警务机制的产出绩效得以提升,都可谓警务机制创新,包括人员素质的提升、经费使用效率的提高、设备与器械的改良、法律法规和公安政策的优化以及绩效测度体系的完善等等。     

领导行为、资源动员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多层分析框架：基于H社区的实证研究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社区,那些全国知名小区治理成功背后的机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社区治理文献主要分为偏向宏观的模式论、意义建构视角,偏向微观的资源动员和个体主义四个视角。通过对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H社区的实证调研发现,社区治理是一个微观、中观、宏观有机结合的过程。以领导行为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为切入,文章构建了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多层分析框架。框架包括规范层、具象层、操作层、支持层四个层次。规范层包括宏观社会表征、微观社会表征、中观社会表征之间的转换;具象层是规范层的具体化,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社区集体认同、品牌社区;操作层涉及实现规范到具象层的核心要素,包括理解和忠诚、资源动员、成就与传播;支持层指出了城市居民有效治理成功的必要条件,包括制度支持、成员支持、社会支持。     

人工智能驱动下智能化社会治理:技术逻辑与机制创新

以算法为内在发展逻辑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启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向。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变迁,与生产力性质和主导技术工具及其段位保持着同向递进关系。一方面,技术段位的优先性会倒逼社会治理创新;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对社会治理工具的抉择。这种技术逻辑下的社会治理智能化必然要求政府建构以兼容"数据、算法、技术、服务和秩序"五要素机制保障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机制,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兴起对传统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技术权力、政企依赖与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模式选择——基于城市大脑的比较分析

政企合作是当前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的普遍形式,然而在政企互动的内在结构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解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的政企互动关系,是诠释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差异化决策思路的关键所在。从技术权力与政企依赖维度出发,对目前较为成熟的杭州与海淀城市大脑平台建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占有者所具备的对其他组织的控制力或约束力,主要在对技术依赖性较高的领域发挥权力效力。技术权力具备资源控制性、制度干预性、网络渗透性及弱变化性四重特征。技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者的耦合,构成了政府智能平台中政企依赖关系建构的底层逻辑,而政企互动中不同主体资源占有类型差异与依赖关系的非均衡性,共同促成了政企合作机制异质性,并由此塑造了差异化的平台建构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技术权力要素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中的运作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规避技术权力风险、提升政企协同效力、构建相对均衡的政企合作机制具备有益的启示。     

节能服务产业治理机制与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以广东地区企业为例

基于文献研究,构建节能服务产业治理机制与治理绩效的关系模型,并以广东地区企业为背景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对节能服务产业治理总体绩效和不同维度因子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对节能服务产业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交互作用对节能服务产业治理绩效也有显著影响。     

迈向虚实融合时代的元宇宙治理：内涵、向度、风险与进路

元宇宙打造的虚实相融新世界描绘了人类数字化的未来趋势。元宇宙治理是这一新生世界的重要产物,意指政府利用元宇宙内嵌的技术要素,通过与企业、公众以及其他人造物的协作,共同维护虚实空间的公共秩序,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元宇宙治理在变革政府所处的治理情境、政府组织形态以及治理绩效的同时,也潜藏了巨大风险,包括来自虚拟世界的原生性和脱轨性风险,虚实互动中的外延性和工具性风险,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挤压性和替代性风险。我国应建立以人为本、鼓励创新与包容审慎为主的理念路径,以夯实算力、优化算法与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路径,以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与标准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以及以多元协同、公众参与元宇宙共享为主的社会路径,全方位保障元宇宙治理的健康有序发展。     

程序性教学策略的思政课实践

在新结构教学评视域下，程序性教学依托程序性知识的产生式过程逻辑机制，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任务探究中生成与获取核心必备知识，实现知识理解、知识运用到知识迁移，再到知识认同。其核心策略主要包括情境问题助建构，知识转换巧运用，多维对比促迁移，旨在促成知识、思维、情感态度价值观生成性的深度学习，指向能力进阶与素养落地。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模态、张力与调适：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应用场景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素，建立在场景要素基础上的场景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新场域。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分别构成了场景治理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内核。与既有的城市治理模式相比，场景治理具有敏捷治理和价值共创的比较优势。行政主导是当前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建设的主要模式，场景要素化、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规则化构成了行政部门推动场景治理的核心机制。行政主导在解决应用场景资源整合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的作用空间，未来需要通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调适行政主导场景治理的内在张力。     

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

治理与善治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内卷化突出,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在基层政府善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善治目标与社会结构、财政汲取与国家分配、法制建构与制度保障、民主发育与国家资源四对关系。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基层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使基层协商民主更好的运转起来——观念更新、利益兼容与治理绩效累积的三位一体

经过长期的演化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了地方治理中的常态,制度化的痕迹日渐明晰。然而,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存在着分化,差异在于制度化的程度,制度形成的规则是否成为了基层协商民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进一步理顺基层协商民主的内在联系,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拓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空间,需要回到基层协商民主成长的制度化路径,挖掘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中的某些要素。因此,有必要建构基于价值导向、政策执行与结果绩效相统一的基层协商民主三位一体模型机制,强调观念更新、利益兼容、治理绩效累积是协商民主有效推进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原因,使得基层协商民主更加有效地运转并朝着更加成熟定型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