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品格证据规则之构建

刑事品格证据规则因刑事案件证明的高标准以及立法者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格外关注而较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更为复杂。该规则应对品质证据和性格证据以及非品格证据之习惯证据作出区分并重点规定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刑事被告人辩护和控诉方提出不良品格证据两方面的例外。其他规则包括普通证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原则允许与例外以及刑事被害人品格证据原则排除与例外。     

论刑事诉讼中的不良品格证据规则

不良品格证据由于与案件的争议事实无关联,因而,除了一些特定的例外情形,原则上法律将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但是,近些年国际上关于该规则的内容已有所变化。为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我国亟待构建科学的不良品格证据规则。     

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作为证明被告人性格特征、名声或者声誉、行为倾向和以前实施的行为的证据,对于评价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再犯的可能性等事项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应该充分地考虑品格证据,以实现准确公正的量刑。     

论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

品格证据是最为常见的证据相关性难题之一。基于"时间上的消耗"和"保护陪审团需要"的考虑,美国证据立法确立了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的一般规则。然而,有规则便有例外,例如当     

品格证据的相关性探讨

品格证据是证据相关性的著名难题。基于“时间的消耗”和“保护陪审团需要”的考虑,英美证据立法确立了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的一般原则。然而有原则便有例外,例如当被告人的品格成为案件构成要素时其相关性并不能被否认。笔者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以证据相关性一般原理为切入点,探究品格证据相关性这一难题,以为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提供法理依据。     

论品格证据——含义、现状与制度设计

品格证据在我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原因之一是对品格证据的含义有误解。品格证据的“品格”实际上包含三层含义：声誉、行为倾向、以前发生的特定事件。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广泛，同时，我国的刑事立法也为它的应用创造了条件。因此，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给品格证据以合法地位，在未成年人案件、某些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中，以及特定的刑罚措施中，应当采用品格证据。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本土化理路及培育

从源头上讲,品格证据发端于英芙国家的证据规则,其在成人案件审理中受到较多限制,但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却有着较大适用空间.我国司法实践中,地方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中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品格证据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契机和条件.本文将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基本概念入手,探讨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基础和价值,进而从实践反思方面形成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培育范式,也是对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本土化的理论尝试.     

在品格证据与侦查之间——契合和殊途

品格证据涉及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其范畴和内涵结构极其复杂。在侦查实践中,有关被害人、相关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记录、性情、名誉、嗜好特征、行为习惯等品格证据经常会被侦查人员当做线索使用。对品格证据的研究,学界多倾向于从证据规则入手,关注在法庭阶段的运用,而忽略其在侦查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侦查活动中的品格证据的哲学属性与侦查活动自身属性和经验性法律传统相契合,共同发挥作用。但在不同法律理念和制度背景下,品格证据又与侦查走向迥异殊途。     

中国法视野下的品格证据基础理论及发展理路

品格证据的产生与应用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法视野下的品格证据的内涵由声誉、倾向行为和往事组成。对其他证据的依附性、相对稳定性而非绝对稳定性和适用的更加广泛性,是品格证据区别于其他证据的独特属性。品格证据可以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被害人品格证据和证人品格证据以及良好品格证据和不良品格证据。品格证据在当代中国的适用,关键是要解决其相关性问题、成本控制问题和不良品格证据的偏见性问题。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分析

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开展已久,《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这是对司法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回应与产物。文章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属于品格证据,该制度的完善对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具有重大的价值,有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再社会化,有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社会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实现。     

刑事审判中运用品格证据质疑证人的可信性

品格证据在质疑证人可信性的刑事审判中具有很大的运用空间.人类长期的观察和经验表明,人类行为具有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特征,因此判断证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证人的品格.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关涉到某人的道德品质和是非评价,应用到司法实践中,就是通过运用品格证据证明证人是否具有可信性来佐证案件的其他证据,帮助法官查明案情,准确断案,保障诉讼活动公平、公正地进行.     

论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部分证明责任,但它不是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一种证明其可能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认为证明责任应当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一观点是片面的,也与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不相符合.     

论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据价值

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否具有证据价值,我国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无论是国外法律,还是我国刑诉法的相关理论,都肯定了其证据的价值在于:一、从定案的角度,只有同案人的口供,没有其它证据证实,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二、从补充证据的角度,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在任何情意下都具有相应的价值。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一审判决书之我见

"松月案"被誉为是"2003年中国十大案件之一",对它所作出的判决备受国人的瞩目.该案的一审判决书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的准确认定,但另一方面又暴露了其对法律法规的错误适用、判决结果的措辞不准确等一些不足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分析,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进今后的行政审判工作.     

品格证据规则研究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证据法学的重要内容 ,并没有得到我国证据法学界的应有的重视。事实上 ,品格证据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 ,只是可能带来推理性偏见和伦理性偏见。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判例较为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冲突 ,值得我国借鉴。     

警察出庭作证论纲

在刑事诉讼中,警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警察不出庭作证,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询权,而且影响法庭的正确裁判,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为了维护程序正义,保证被告人的质询权,发现案件真实,警察应当出庭作证。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方面有很大进步：明确公诉人对指控犯罪成立负举证责任;任何人不得被迫证明自己有罪;公诉人要对证据来源及取证方法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证据合法的,将采取有利于被告的选择,排除相关证据;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等。公安、检察、法院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这是刑事诉讼法不可偏废的任务之一。在观念上要纠正打击犯罪就是保护人权的偏见,应该是两者并重,在存疑时作有利于被告的选择。     

试论共犯攀供的证明力

攀供是指共犯或有牵连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本案被告人的揭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有关规定,无论共犯攀供被理解为证人证言,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设计、改造攀供制度,明确地规定共犯攀供的使用规则,协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