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战后日本安全观的演变及其政策实践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划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吉田路线,特征是亲美、重经济、持有限军事力量;另一条是自主路线,认为重视本国的尊严和维持日美同盟同等重要,日本应逐步发挥自主性,主张修宪和自主国防。从战后日本的国家政策来看,吉田路线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也不乏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对第二条路线的尝试。安全政策是安全观的外部体现,而安全观受到了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政治思潮的影响。因此,诠释日本战后政治思潮的发展变化,可以对日本安全观的演变逻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有助于评估当下的日本安全政策以及对今后安全政策的发展走向有所启发。     

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东南亚战略,全方位重返东南亚.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既是对以往相对忽视东南亚政策的矫正,更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和遏制中国,主要手段和策略就是强化美菲同盟.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军事合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更趋务实和灵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美菲同盟强化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致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极大压力,完善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挤压中菲经济合作空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美菲同盟强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主要对策是: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经验,坚持矛盾双方直接和平谈判原则,实现矛盾双方利益的和谐,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最高领导人发挥大智慧和大魄力,增强自身实力与消除中国威胁论并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组织,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积极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削弱美菲同盟的利益基础.应对美菲同盟强化及相关联的中菲南海争端问题,应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不能反应过度;应讲究策略,坚持同菲律宾进行直接、和平、平等的协商.     

心系民生共绘蓝图——中国网专访海南代表团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高之国: 应抓紧时间制定海洋国策 3月10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就国家海洋战略、国家海洋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专访。“这次会上我提了一个建议——制定我国的海洋国策,也就是二十一世纪海洋政策。过去几年,美国、俄罗斯、法国、西班牙、英国,像我们周边国家的韩国,日本现在正在搞,纷纷出台制定了他们     

美日亚太海洋地缘扩张与中国海洋安全

冷战结束后,美日不断加快在亚太地区的海洋地缘扩张,联合谋取在亚太地区的海洋霸权。在日益激烈的亚太海洋地缘政治斗争中,美日利用中国大陆濒海的地缘劣势,从海洋方向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美日在亚太的海洋地缘扩张大大加重了中国海洋地缘安全的压力。因此,中国亟须运用综合安全战略维护海洋安全。     

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

文章基于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具体内涵,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总保守化引发对外政策的右倾,推动了19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并导致对外政策偏重意识形态考量;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的对外政策不断趋同,二者在有关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方式上存有分歧,且并不限于两党之间,还存于两党之内;自民党政权框架下对外政策决定的“政治主导”色彩整体上得到强化,但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则对对外政策决定产生较多消极影响;内阁更迭,有利于对外政策的理性调整,虽不大可能极端改变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但过度频繁的内阁更迭必将损害对外政策的实施,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能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满足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正确抉择的内在需求,值得关注.     

发达国家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发展海洋产业、海洋法律法规设立、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综合等管理方面有许多经验,借鉴国际多样化的海洋开发政策与临海经济区发展战略,可以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启示和参考：完善政策引导,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快地方立法进程,注重海洋环境保护,实施海洋综合管理。     

建设海洋强国背景下海洋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研究

近年来,“海洋强国”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战略.与此同时,面对国际海洋权益竞争以及坚决维护海洋权益的必然要求,面对国内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海洋管理体制改革、新型海洋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公民对于参与海洋管理的强烈诉求,海洋社会管理越来越成为建设海洋强国与新一轮海洋管理的重要领域.如何立足我国海洋国情,借鉴世界其他海洋强国在海洋开发、控制与综合管理经验,科学规划,系统布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梳理与界定,提出“构建以海洋局和国家海洋委员会为中心的、以各级海洋协调委员会为协调组织的、以沿海社区为基层平台的中国特色海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紧张升级，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     

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内涵和外延

日本对于南中国海扼其海上生命线的战略认知自形成之日起便内在地体现出某种连续性,并事实上主导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冷战后,日本积极谋求在该地区扩大政治影响、拓展经济参与、强化军事介入的活动虽然更多还是冠以美日同盟的名义,但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日渐彰显,不仅严重影响了相关事态的发展,而且必定会对该地区现存的战略结构产生冲击。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转型——基于美日同盟的分析

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以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柱之一。其中,美日同盟因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又成为美国众多同盟中的基石。因此,从美日同盟的变化发展可窥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走势。在新时期,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出现了"预防性外交"的趋势,呈现出了一定的疲态。中美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建设海洋强国视域下的中国海洋安全及其维护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海洋世纪的双重影响下,各国利益意识迅速增强,安全视野不断拓展,尤其是海洋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和作用大幅度提高.我国作为海洋大国,但海洋安全层面还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面对海洋安全方面的挑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自觉增强海洋安全意识,切实提高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能力,在维护中国海洋安全的过程中努力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性质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的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日美同盟的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更应坚定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论我国海洋法制的演进与发展

一国的海洋文化对海洋法制建设的内容、进程、范式存在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我国海洋法制建设的进程来看,起步虽晚,但总体上保持曲折中前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洋法制建设在各个阶段根据所处时代的客观形势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发展和完善,而发展速度最为迅猛的当属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由于海洋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海洋法制稳中求进.从当前的趋势可以推想,在未来,我国的海洋法制建设必将围绕依法治国的原则,衍生依法治海的具体制度,从“法制”有序地朝着“法治”演进.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学术研讨会将于2012年11月3日在京举行

2012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中美关系时值美国总统大选而面临种种新的不确定性,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迅速恶化,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     

钓鱼岛问题与日本政治中的若干问题

钓鱼岛问题已并非简单孤立的领土问题或双边关系问题,也不仅是在国际关系意义上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是与战后日本政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所关联.目前该问题已被当成冲绳美军基地驻留、自卫队扩编、“凸显日美同盟关系”乃至修改《日本国宪法》的“背景”或“理由”.若任由有意利用该问题的行为发展,将不仅有损中日关系、影响日美关系及战后国际秩序,包括冲绳民众在内的广大日本国民最终将是最大的受害者.鉴于此,政府与民间有识之士可以考虑加强与有关各方(包括冲绳民众、日本民众、美国政府与民众等)的交流,共同警惕日本政界部分保守势力借钓鱼岛问题对内违背民意、对外制造事端的行为.     

海洋观演变论略

海洋观念作为指导和约束民族、国家海洋整体行为及国民海洋行为的价值观念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 ,其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即 2 0世纪中期以前以控制海洋交通要道为目的的海权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的海洋权益观、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由海向陆的观念。当代海洋观应该包括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和海洋权益观三种形态。中国亟待更新传统的海洋观念 ,树立现代海洋观。     

美国军控单边主义对美欧安全关系的影响

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在军控领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频频挑战国际多边军控条约。这一立场使美欧在军控问题上的分歧暴露无疑,严重影响了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今后美欧安全关系在继续维持的同时,同盟内部的不信任感也将不断加剧。美国在军控领域的单边主义,不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