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非法集资案件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人民法院不断收到当事人就集资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集资款及其他经济损失。司法实践中，由于目前对此类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因此在具体处理的方法上也就不尽一致。有的认为，此类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立案进行了审理；有的则以此类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为由，     

对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质疑

行政指导行为在现代行政中广泛存在,在取得较好行政效果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行政指导不当或错误从而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情况,但理论与立法却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从而使行政相对人在受到损害时得不到司法救济,明显违反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和精神。本文从行政指导行为的属性及在实施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可能造成损害等三方面探讨了其被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依据、事实依据及归责依据。并从诉讼法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以期提供有益参考。     

论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不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不少问题,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现实生活需要.因此,很有必要对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予以重新界定,以适应我国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在对受案范围进行界定时,本文将着重探讨界定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时应考虑的因素、遵循的标准和原则等,以期为更好地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保护当事人诉权提供理论支持.     

行政登记侵权之诉研究

行政登记行为作为准法律行为性行政行为,本身不具有权利侵犯性。司法实践允许提起行政登记侵权之诉,在原告主体资格方面存在疑问,且其结果易与相关的民事诉讼结果冲突,此外,这类诉讼并不能彻底解决争议。基此,应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     

行业协会管理行为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之解析

针对行业协会管理行为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按照现行立法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无法解决，多数学者认为应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解决，司法实践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借鉴两大法系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应适时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国家赔偿的范围，将行业协会管理行为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件纳入行政诉讼并给予国家赔偿。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刑民责任的衔接困境与协同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6条规定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违法犯罪人员需承担民事责任，但关联犯罪财产性判项中基本不包含责令退赔的内容，此类案件也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不足，造成被害人选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刑民并行”模式易造成司法资源反复消耗及程序空转，且不利于众多被害人的平等保护。司法机关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不应囿于刑民二元的惯性思维，可在法秩序统一理念下，灵活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统筹协调刑民责任，协同发挥两种责任的功能作用，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     

论行政指导的可诉性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正在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同时在实施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然而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有关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受案范围排除了行政指导这一行政行为，本文拟通过对行政指导的性质进行分析，并结合司法的基本功能，对行政指导的可诉性进行重新认识，希望对完善我国行政指导的司法救济制度有所帮助。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与制度构想——以行政诉讼功能模式为分析框架

尽管新《行政诉讼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本次修改明显带有"权宜之计"的嫌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困惑.因此,以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为两条基本路径探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具有理论与现实基础.在主观公权利救济模式下,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司法审查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实质上的关联程度.在客观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就是假定一切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为原则,其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被诉的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无关,对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所有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全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立法明确双层结构的受案范围标准,假定行政行为可以审查标准,立法排除司法审查的例外范围.     

村民自治权利救济的法律缺失与完善

村民自治是村民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其实质是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目前,由于我国立法的缺陷、救济途径的缺失、司法实践的困难,导致村民自治权利无法真正实现或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因此,本文建议,修改和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司法救济的相关规定;修改和完善《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完善民事诉讼救济途径;建立村民自治权利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调解制度。     

督促起诉：法律监督权的理性延伸及科学构建

督促起诉是指针对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行使或怠于行使监管职责．案件性质可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民事行政检察制度。     

诉讼基本权及其入宪

诉讼基本权是宪法规定或确认的,同时具有值得宪法保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它是事后程序权利,是司法意义上的救济权;诉讼基本权之法益包括其保护范围与界限。当下各国通常以基本权程序功能或正当法律程序来建构诉讼基本权,我国当下宜以程序权入宪,且意义非凡。     

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研究

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是法院行政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司法变更权,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变更权是有限的,只适用于行政处罚案件。为了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应当适当扩展司法变更权的范围。     

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实施已15个春秋,面对新形势下日趋复杂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以及轰轰烈烈的民事司法改革大潮显然已捉襟见肘。鉴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纳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内,这无疑为完善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对该制度作一全方位的扫描,着重分析其亟需弥补的缺陷与不足,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产生持续、有效的影响,是极为必要的。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的基点、问题与路径

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等理论基点,《监察法》的有效实施需《刑法》与之有机衔接。然而,《刑法》在相应职务犯罪主体及相关犯罪对象、罪名体系、刑罚配置和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等方面,存在与《监察法》不相对接的诸多问题,使得依《监察法》意图实现的监察全覆盖等目标难以实现,并会滋生新的权力滥用风险。《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以上问题的有效解决,应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点,通过法律解释和刑法修正的路径,完善《刑法》相应规定的司法适用规则和立法规范设置。     

论诉讼契约的性质

就诉讼契约性质而言,以是否为立法或司法解释所规定为基准可分为两类。对于立法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者,为诉讼行为;对于未规定者,为私法行为。既不存在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并存形态,也不存在既非诉讼行为也非私法行为的例外形态。     

刑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的证据法学向度

刑法条文的解释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纯刑法学范畴,对有些刑法条文的理解需要结合证据法学的相关内容来思考其含义和适用规则。基于此,认为在犯罪之间设立界限和区分标准不利于犯罪认定的观点,是对证据法裁判原则存在误解的表现。污染环境罪、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等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同时包含故意和过失,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问题。不能依据犯罪论体系的推定机能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交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分配应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来确定。对于《刑法》第238、247、289、292条等存在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之争的法条,如果从证据法学角度将其理解为刑事推定,可以克服法律拟制说和注意规定说的缺陷。     

WTO协议司法审查原则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之回应

根据WTO司法审查原则,我国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和审查依据等方面都 与目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有不同之处。因此,检察机关应当针对入世后行政诉讼的这些变化 及时应对,为未来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做好准备。     

知识产权诉讼中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以技术调查意见为视角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查明技术事实的重要制度.技术调查官根据法官的指令参与诉讼审理的全过程并对查明的技术事实出具技术调查意见.由于我国的现行规定存在局限性,导致技术调查意见在司法实践的适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比如适用范围的界定不清、适用程序中是否公开以及具体适用方式等问题.为了有效规范技术调查意见的具体适用...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三个转向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经历了地方探索、改革试点、全面法治三个阶段,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但在受案范围、起诉主体、诉前程序、举证责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缺漏.优化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实现三个转向:立法模式实现从包容论向独立论的转变,诉讼类型实现从救济型诉讼向预防型诉讼的转变,规则构建实现从粗陋向细化的转变.通过制定《公益诉...     

我国自然资源生态损害私法救济的不足及对策

自然资源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自然资源生态损害的私法救济在其他各国法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我国法律未明确界定自然资源生态损害及其赔偿范围、赔偿权利主体等,不利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我国私法应明确自然资源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赔偿权利主体,完善侵权损害赔偿救济制度,建立社会化的生态损害赔偿机制,重视预防性责任在防范自然资源生态损害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