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宋时期摊丁入亩演进轨迹及内在机制考析

南宋的摊丁入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在旧税法中丁口因素不断衰退, “身丁钱” 逐步向田亩税归并, 并最终在大部分地区得以蠲免, 力役征调依据逐步从丁口向资产转化, “免夫钱” 随着自身推广而走向消亡; 另一方面, 不少地方的水利新役法通过 “计田出丁” 和 “履亩纳钱” 等制度创新, 使得赋役征取中的田亩因素逐步增强。从制度变迁动力角度看, 南宋摊丁入亩变革得益于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的推动。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

滇池流域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谚语、宗教信仰、劳动习俗、民间歌谣、节庆、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既有观念、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也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观念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护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万物相生相克”的生态哲学等|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乡规民约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取用有节”“变废为宝”“崇尚节俭”等。研究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不仅可以保护传承其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 而且也将有助于为滇池保护治理问题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与理论思考。     

清朝对新疆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

有清一代,新疆地区的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成因于当时新疆基层社会组织出现了根本性的重构。这种基层社会的转变,不但影响着清代新疆地区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中央政府与新疆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关系,使得"内地化"逐渐成为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治理的主流表现。一、清朝对新疆北路郡县制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一)里甲制、乡约制的建立及其职能里甲制是我国明清时期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里亭制。此后经魏晋时期的三长制、唐宋时期的邻保制及元代的社制,至明代发展为较成熟的里甲制。里甲并非正式国家机构,却深入民间,成为连接官府与民众的重要桥梁。乡约制度作为古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另一项重要组织形式,发端于宋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改革的渐进式特征—— 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根据科斯定理的内涵,制度安排如果要实现效率,就要在“局限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法制改革的 “局限条件”是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从实践出发,以凝聚社会共识、向社会亟须领域分配法律资源、稳定修宪和实验立法等路径,渐进式推进法制改革,降低法律制度变迁成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中秉持这种政治智慧: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合理配置法律资源、以进一步简政放权,统一政府经济目标和政治发展函数、以提高公民法治意识遏制机会主义并树立法治理念等,继续提高法律制度效益。     

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文化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其实际运行无法脱离地方社会、文化的背景。组织人类学为从社会、文化角度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理论视角。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地方社会的运作更多地依赖于两个文化原则,即亲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地方精英在合作社的组织和运作起到核心作用。“大人物”概念对农民合作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地方精英主导现象提供了解读办法。此外,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在大市场-小农户二元格局上的“经济庇护关系”。     

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一庭三所+”:多元化解社会矛盾新探索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处于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解决的衔接环节,是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沿阵地,在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中的责任重大。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将助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在时堰人民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些矛盾纠纷仍然大量存在,而基层社区往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机制,有助于使矛盾纠纷处置关口前移、重心前置,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县域社会治理：管好“小事”治理“大事”

<正>基层治理是篇大文章。在县域社会治理方面,全国涌现不少地方样本。有的从体制机制着眼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有的推动基层自治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有的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科技手段助力社会治理……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县域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基础,更是基层治理的主阵地。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     

乡镇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实践与机制构建——以滇中桂乡司法所为视角

伴随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在不断的调适之中。乡镇司法所作为国家法治实践的“权力末梢”,不仅承载与展现着国家权力的实践样态,亦杂糅了社会的多样与变迁。作为司法所的核心职能,在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实践中,传统与现代的解纷方式相互遭遇、交织与博弈,纠纷解决呈现为不同组织、文化和方式互动的复杂过程。     

地权界定中的宗族与国家

祖业权作为民间习惯并未形成权利, 无论是民间意识还是外在制度, 均不否认国家作为终极产权主体。 当经济变迁带来土地的强财产属性时, 即使祖业权嵌入的宗族网络稳定, 宗族为获得好处仍会争夺清晰地权。 一方面, 无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的权利声称, 均强调各自的 “管业来历” 具有社会合理性; 另一方面, 产权声称背后的利益诉求存在矛盾, 如何通过确权分利建设地权秩序, 深度考验基层政府产权实施能力。 若政府在地权纠纷中无底线妥协, 以获取实利为目标的地权主体, 就会快速扩张自己的地权边界,博弈的无序化就带来地权纠纷。     

"三级和议"议出和谐乡村

和谐乡村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乡村社会政策落实不到位、利益纠纷不清、矛盾化解不断等长期困扰乡村治理的难题,应逐渐探索建立"三级和议"制度,解决乡村社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构建一条最深入基层、反应最迅速、化解矛盾最有效的基层利益纠纷和矛盾解决机制,从而打造一种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领导者节制德性涵养研究

国家治理要求领导者保持勤俭节约良好作风, 要有节制的德性。 但由于种种原因, 节制德性在一些领导者身上日渐淡薄。 当前廉政建设中反对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的 “四风” 和 “三严三实” 教育, 就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和培育领导干部的节制德性。 由领导角色的特殊性决定, 领导者必须驯服欲望、 节制权力、 克制情感、 抑制冲动、 约束享乐。 这不仅是建设性领导的前提, 也是领导者个体生命发展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培育领导者节制德性, 具有着紧迫性和关键性。     

“枫桥经验”60年：历史演进、核心意蕴与当代价值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源于基层实践的“枫桥经验”,经历了农村“四类分子”社会主义教育改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基层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历经60年岁月的洗礼,“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伟大飞跃,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方案,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和旗帜。“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的创新与成功实践在当代彰显了重要价值意蕴：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向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历来重视"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目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文化土壤、协调基层社会家事纠纷解决、推动基层社会自治、德治、法治的建设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功能未得到充分实现。为此,要大力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积极发挥家庭在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助力作用,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开辟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