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对生态环境的描述是民族志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其不应仅仅为文化事项的呈现提供一个“背景”,也不应局限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工具。景观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思考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因这种关系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秩序,则形塑了“景观格局”,为我们重新想象乡村社会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而芒景布朗族村不同层级的景观,为我们的“想象”提供了实在的证明。     

选择学医的动机与社会流动的期待

选择接受医学教育的动机与向上社会流动的期待有着密切关系。针对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硕士生群体的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对象五成以上来自农村或社会经济地位为中低阶层的城市家庭。学生及其家长对医生职业的“实用性”和“稳定性”认知,根源在于阶层文化、内生的家庭文化资本以及“稳中求升”的家族主义理念。这是一种基于生活实践又富有想象性的认知。学医的选择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向上社会流动策略,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诠释途径。     

平等话语流变考

纵观现代中国百年历程,平等犹如一颗酵母,酝酿了伦理、政治及社会领域的历次观念革命。从晚清平等话语初渐、民初共和平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阶级平等,经主体平等、选择平等、社会平等,平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话语,成为衡量政治是否合法、经济是否康健、文化是否进步的正当性基准。“敌我区分”、“左右之争”之下,两类不同性质的平等话语体系造成了一种新的司法认同和政法知识传统。当前,以主体独立人格为起点的三大平等,则主要以法律话语、权利话语及其语言逻辑表达自身,并内在地具有一种重构社会和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技术化的“去政治化”特征。平等话语在社会化、权利化和技术化发展进程中,开始从国家建构领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细致的社会“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效应与价值实现——以西藏为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战略价值,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考量。在我国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融涵区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构建对“现代公共人文精神”认知的均衡性,构筑民族地区民众对现代文化的“归属感”,并以此引导多元文化需求的升级,从而实现公共文化体系的社会文化效应与战略价值。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

滇池流域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谚语、宗教信仰、劳动习俗、民间歌谣、节庆、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既有观念、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也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观念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护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万物相生相克”的生态哲学等|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乡规民约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取用有节”“变废为宝”“崇尚节俭”等。研究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不仅可以保护传承其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 而且也将有助于为滇池保护治理问题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与理论思考。     

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双螺旋耦合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民族文化系统和城镇化系统两大系统链条,二者存在着互动自反的双螺旋耦合关系,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城镇化”双螺旋耦合模型。其中,人、知识、产业、生态这四大“碱基对”形成的双链结构,既是关联民族文化链条与城镇化链条的联结要素,同时也是二者相互作用、耦合发展的基本内核。民族文化在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复制和传递,进而推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螺旋上升与协同发展。推进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需要构建城镇人文化、城镇知识化、城镇产业化和城镇生态化在内的“四位一体”的耦合模式,而政府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文化驱动力则共同形成了驱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三元驱动力。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旅游仪式论质疑

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之一,是视研究人类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如今,仪式理论已成为旅游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在一些旅游人类学家看来,旅游本来就可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过程,而仪式则可用“神圣的旅程”来表达。不仅如此,旅游仪式还被认为是类似人生礼仪中的“通过礼仪”,并以之来分析旅游的性质和动机。从“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融合”三个程序上对旅游的非仪式性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旅游与通过仪式在结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旅游不能是通过仪式,更谈不上神圣。     

乡镇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实践与机制构建——以滇中桂乡司法所为视角

伴随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在不断的调适之中。乡镇司法所作为国家法治实践的“权力末梢”,不仅承载与展现着国家权力的实践样态,亦杂糅了社会的多样与变迁。作为司法所的核心职能,在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实践中,传统与现代的解纷方式相互遭遇、交织与博弈,纠纷解决呈现为不同组织、文化和方式互动的复杂过程。     

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基本以山区为主,具有突出的山地矛盾。按照传统城市化路径,平坦土地的短缺会对城市化产生“尾效”,出现农民“失业”与“失地”并存的问题,从而降低城市生活质量,使多山地区陷入城市化困境。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所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和多山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为中国西南地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出路。通过发展山水城市模式、城镇上山模式、山间小盆地多中心模式、以及垂向立体模式等,能够解决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南宋时期摊丁入亩演进轨迹及内在机制考析

南宋的摊丁入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在旧税法中丁口因素不断衰退, “身丁钱” 逐步向田亩税归并, 并最终在大部分地区得以蠲免, 力役征调依据逐步从丁口向资产转化, “免夫钱” 随着自身推广而走向消亡; 另一方面, 不少地方的水利新役法通过 “计田出丁” 和 “履亩纳钱” 等制度创新, 使得赋役征取中的田亩因素逐步增强。从制度变迁动力角度看, 南宋摊丁入亩变革得益于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的推动。     

地方精英的发展及引导

地方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利益上的重叠和共生,驱动着地方精英向着政治化方向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地方公共权力私有化。适度加大地方行政权力,处理好地方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关系,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是引导地方精英合理流动和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合法性基础、行动能力与灾害干预中的政府行为——以汶川地震灾后快速重建为例

政府已越来越深地参与到灾害治理当中,并成为其中的关键行动者,但我们对支撑政府灾害干预行动的关键变量及其运作机制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合法性-行动能力”框架认为,政府合法性基础和行动能力决定了政府灾害干预的意愿和实际能力。对于“绩效合法性-强行动能力”政府而言,快速完成大规模灾后重建是其在绩效合法性压力下的优先选项,项目制和科层制的捆绑运作极大地强化了政府灾害干预能力。沿着科层体系把灾后重建这个巨大项目逐级分解,各级官员围绕项目机会和晋升机会展开竞争,由此,灾后重建获得了加速推进的内生动力。但是,在巨大的项目时间压力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关注时间可控性较好的硬件建设,忽视耗时更长的软件建设,在项目决策过程中更可能忽视甚至排斥社会参与,这些都增加了灾后重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

作为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越南难民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重认同的困惑,其民族认同心理也在“我群”与“他群”之间不断冲突与抗争。为了缓解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些难民往往通过重拾历史记忆的形式来重构身份认同,强化或弱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族群边界。然而,从文化适应策略视角而言,越南难民的多重认同也隐含着诸多的现实利益诉求,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方式。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委、办、厅、局:2005年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意见》(云政发[2005]168号)出台后,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有力地促进了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了依法发展的新阶段。为加快发展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切实改变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低、规摸小、实力弱、运作不规范的现状,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明确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思路和目标     

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

水利纠纷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解决水利纠纷是地方官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水利纠纷的激烈程度却不亚于内地发达地区,类型多样,原因复杂。云南地方官府一方面根据“旧规”“旧制”等原则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规行为,达到维护已有水利秩序的目的,这与内地无异|另一方面对已有分水、用水制度适时调整,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水情与地情,不断完善灌溉制度,减少纠纷的产生,履行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责。     

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研究——以云南沐村傣族为个案

傣族孩童教养是在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教养构成的整体系统中实现的,家庭、村寨、学校、“文化他者”等多元教养主体因子之间及其与孩童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多边互动。家庭成员将民族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对孩童言传身教,熏染濡化|傣族与周边汉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同域共居在沐村作为花腰傣文化的典型旅游点进行着多元文化互动|以家庭为中心,整合了其他主体教养实践的开放式孩童教养体系在社会场域中进行着“交响乐式的表演”|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在重重矛盾关系互动中,傣民族平衡调谐,静观其变,守望幸福。由此提出,文化自觉,构建多元教养文化互补机制,寻找互动中的平衡支点,是我国少数民族孩童教养互动实践的普适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