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基本属性与演变轨迹——基于对相关民意调查资料的分析

国家认同是构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前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弱化。从文化和政治属性两个面向来对既有的民调数据进行梳理与诠释,发现两岸长期分隔的历史导致多数台湾民众虽然认同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但又以所谓的“台湾人”自居。两岸制度差异影响了台湾民众统“独”立场。台湾社会有关国家认同的民意充满内部分歧和变数。鉴于中华文化对岛内的持续影响力,台湾经济发展对大陆的依赖性以及岛内多数民众偏好维持现状,大陆方面在台湾地区重构国家认同上存在积极作为的空间。     

民进党当局构筑“文化台独”的主要策略及其危害

<正>近二三十年来，台湾的分裂势力在多元文化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旗号下利用语言文化问题推行其“台独”主张，对两岸文化“同中求异”“同中显异”“化同为异”，试图切断两岸的文化连接纽带，误导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再到蔡英文都图谋推动文化“排中性”的加剧演进，路线图是由“语言台独”过渡到“文化台独”再迈向最终的“政治台独”和“法理台独”。     

"民本"替代不了民主--与徐勇、周一平两位先生论辩

《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9期、第12期和2004年第3期分别刊登了徐勇教授关于新民本主义的一篇文章和周一平教授关于新民本主义的二篇文章。徐勇教授首倡“走向新民本主义”,认为“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使“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周一平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觉意犹未尽,先对徐文没有谈到的新民本主义的“实质”及“走向”作“试论”,又对“新民本社会主义观”进行“初探”。二位先生大作的气派不能不使人惊讶,但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及大多论述我不敢苟同。现简叙如下,以期引起争鸣。新权威主义决非世纪之交…     

美国反智主义成因探析

近年来，反智主义在美国颇为流行，形成了从精英到平民的“集体智商衰退”现象。美国反智主义的生成有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它既是资本利益愚弄民众的“需要”、美国对抗性选举政治和冷战思维主导下的美国国际政治实践的产物，也与美国宗教文化传统、激进反主流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滋养”密切相关。同时，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体中虚假信息的泛滥和群体极化现象，对于反智主义的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根本上说，美国反智主义的盛行集中反映了美国的制度性危机和严重的治理困境。     

试论文化交流对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的导正作用

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凝聚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本文基于目前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现状分析指出,加强海峡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以及加强对台民众的文化宣传,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对消解台湾政局中潜在的民族和国家分裂风险,促进其民众的政治认同朝着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民本主义——时代的呼唤

《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部:贵刊关于“新民本主义”问题的理论讨论选题,非常好,徐勇的《走向新民本主义》和周一平的《回归人民:走向新民本主义》的文章,比较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新民本主义”的实质及其由来,以及实践新民本主义的现实价值,很有创见。民本主义的观念,古今中外都有,但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民本”?历史表明,所谓民贵君轻、民贵官轻,不过是一种道义上的说教,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恰恰是君贵民轻,官贵民贱。所以,历朝历代都难以走出民“载舟”又“覆舟“的漩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并努力…     

近现代德国政治教育发展进程述略

德国政治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如同其国家的历史一样，德国政治教育的历史也长期处在不断的分裂与融合之中。政治教育总是服务于统治者特定的政治目标，导致其伴随每一次社会政治变革与政治秩序的更迭，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如君主专制时期的“臣民教育”（Staatbtirgerliche Erziehung）、魏玛共和国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教化”（Nationalpolitis -che Erziebung）以及当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fischer politischer Bildung）。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一带一路”:中东欧经济发展新引擎

中东欧国家位于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门户,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未来应当探求构建“一带一路”与中东欧经济发展融合的对策,以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带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促进各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多维空间与空间构设

基于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共同利益的价值空间、历史文化的情感空间、制度结构的规范空间,体现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多维属性。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阶段,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构设,呈现为文化主义与族际主义、国家整合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当代中国由国家主导,边疆社会、内地社会、民族自治机关、民族精英及域外力量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下的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构设,深受传统疆域观的制约与影响。各构设主体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冲突等模式,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社会管理的完善、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事与文化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当是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多维空间构设的必然选择。     

广义政府的中国逻辑：历史、内涵与意义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方式,不仅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而且取决于特有的文化传统。广义政府是中国自有国家治理以来的政府角色定位,是中国极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它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内在结构密切相关。责任本位的权力观、私志不入公道的行政观、民本主义的政绩观构成了广义政府的基本内涵。广义政府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以权力均衡破解政治体系周期性崩溃怪圈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中,权力的持有者主要是政府与民众,两者的权力分布变化影响着该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走向.在中国古代,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主要来自于拥有极大权力的政府不断扩张权力导致对权力极少的民众的侵害,最终引发民众的革命.由于这种情况的周期性存在,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革命—新王朝—权力扩张—失衡—革命”的循环.     

美国"新帝国主义论":内容、原因和实质

“新帝国主义论”是21世纪美国称霸世界的理论范式。美国“新帝国主义论”的兴起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历史“合力”的结果,其与列宁时期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生产关系的本质上仍是一致的,是帝国主义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发展形态。     

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论析

20世纪20年代胡适揭橥张扬“好政府主义”。本文试从其社会背景及其思想体系入手解析胡适这一政治思想。20世纪初期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糅合,形成了胡适这一时代孤独者的性格和思想。他终生坚持自由主义,服膺实用主义,崇尚实学,对社会现状并非消极对待,而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关心和参与政治,“研究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他的政治哲学观是政府工具主义,主张“好人”———社会精英努力共建好政府,为民众谋福利。“好政府主义”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我们看重的是其历史价值在今天的一些积极意义。     

政治信念和法制理想——论中国左翼文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

政治与法律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密切却又相互区别的一对范畴。历史转型时期的“政治体”在功能向度上可能发生内部冲突，从而影响民众对于政治和法制、行动与秩序的价值取舍。左翼文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海外留学背景对二者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左翼文人致力于政治斗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倾向于法制建构。大变革时代的社会场域对于左翼文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效果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回应，这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建构后现代的文化政治--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叙事理论

本文以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为背景,讨论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叙事理论,认为“政治无意识”概念旨在解决叙事与历史的对立,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宏伟叙事重建合法性,建构后现代语境下激进的文化政治。     

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乡村减贫行动研究————以湖南少数民族D村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展主义所构建的“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话语体系，是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主体性缺失、传承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导致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丧失主体性，加深了其贫困程度。“绿耕”在湖南D村利用少数民族社区优势文化资产开展社区资产建设，重拾文化自信心，凭借社区内生动力推动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在社区文化资产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局内人＂的视角理解社区文化脉络及其发展困境，从而打破发展主义“客体化”的运作逻辑，赋权社区民众，实现社区的主体性发展，并拓展城乡互助的社会资源网络，有效推进社区减贫。     

论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正义思想

多元文化是对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的事实性描述,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观。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涵摄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差异性、平等性以及族群间关系的政治理论,其二是一项处理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多样性以及族群矛盾、追求各种文化和族群和谐共处的具体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强调集体权利,这是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与罗尔斯的个人权利至上的主张明显不同,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所要求的是一种居于群体权利之上的正义,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正义,一种承认正义。由此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美国文化撕裂现状及其影响——美国“取消文化”评述

“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今日美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并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着深刻影响。公众人物或知名公司因不当言论而被抵制、被“取消”的事件时有发生。“取消文化”源于美国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反种族歧视运动，在表现上与“政治正确”“觉醒文化”和重塑历史运动密切联系。我们看到，“取消文化”在捍卫女性、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在追求多元、平等和正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矫枉过正的“取消文化”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极化，使美国社会深陷“文化战争”。     

纵论美国外交政策:从孤立主义者到"国际警察"

通过对美国建国至二战重要外交政策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在外交政策上经历了孤立主义、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和世界主义(即多边主义)的演变;与此同时,美国也由“孤立主义”者到“西半球警察”,进而演变为“世界警察”。美国成为政治强国的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轴,是基于美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力状况,追求以国家利益为主、兼有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同时兼顾国内政治格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