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的历史回顾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是当时边区财政金融工作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回顾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当前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的问题,当不无借鉴意义。一、边币、法币同时流通的形成及其存在的原因1936年以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陕甘宁边区内停止了苏区钞票流通,以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法币收回原发行的苏钞,边区境内成为法币的流通领域。这就使边区与国统区这两个不同性质经济体系的地区在商品和货币流通中打成了一片。这个流通过程,是由下列因素组成的:第一,外来的法币直接输入边区。如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国内外人士的捐款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中国粮食流通产业市场结构形成的博弈分析

我国粮食流通产业呈现市场集中度低与规模经济效益差的特点,处于过度、无序的低水平竞争状态。这受我国特定经济体制下粮食流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活、粮食流通企业功能定位不准、国资监管不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博弈论角度分析了在完全信息条件和完全信息动态条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解释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就粮食流通产业结构调整的利益博弈过程。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战

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目的,主要是经济掠夺。经济侵略的先决条件就是设置银行,建立金融网络。不过日本侵略军在侵占禹城的初期,日伪傀儡政权尚未建立,禹城市场货币流通,曾出现一段混乱状况。当时国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已被日本接管,禹城市场上主要使用着国民政府金融机构遗留下的“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和少量的农业银行法币,以及山东省地方金融机构印制的辅币。日军也抛出大量日币,和从东北来的伪政府官员带来的少量伪“满洲国币”,同时在禹城市场等价流通使用。当时流通的法币,“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纸币,都有     

试论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经略

历史上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即为皇朝中央将中原前现代高度农耕物质技术水平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活动方式等,向西南边疆社会渗透或移植的过程。尽管元以后西南边疆已被全方位纳入皇朝中央的宏观控制之中,但囿于不同时期皇朝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西南边疆处于次要地位民族群体的认同程度的差异,使微观层面无论是社会行为观念、民族治理模式及与内地农业一体化等,仍只是呈现着一种缓进或渐变的融合过程。     

西南情境下的礼俗多维互动及其社会整合功能——以大理巍山彝族土主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是各民族文化互动整合的过程,“礼俗互动”拓宽了审视文化互动整合关系的视野。西南情境下的“礼俗互动”具有特殊的边疆形态,呈现出族外与族内、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等多维互动的结构模式。在大理巍山彝族土主文化这一典型案例中,“礼俗”的多维互动,不但保证了该区域各历史阶段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而且在西南边疆由早期族群整合、区域整合、帝国边疆整合到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进程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并由此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根基。     

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

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南诏史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边疆妇女史的视角

南诏是中国历史上与唐王朝并存200余年的西南边疆地方政权,南诏历史已通过正史的记录和学者的研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从边疆妇女/社会性别的视角再审视这部历史,会发现妇女的缺席使得这部传统意义上的南诏史表述并不完整.南诏历史应由"大传统"的精英历史和"小传统"的民间社会史两部分组成.作为地方性知识,这一时期的妇女及其有关妇女的生活被排斥在传统南诏精英历史之外,而作为边疆妇女史的一部分,有关南诏妇女及其生活的知识却存活在"小传统"的南诏历史中.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该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在基于对西双版纳曼底傣泐人、楚雄直苴倮倮泼人和洱海区域大理盆地白族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语言、身体、服饰、婚姻、仪式、信仰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与族性之间丰富的内容,展现三个族群在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中实践民族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情境,深入剖析通过性别权力关系作用在认同实践中呈现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通览全书,该著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间地带"运用超越传统西南研究 该书摒弃了以往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南边疆的刻板定位,将"中间地带"作为洞察少数民族族性的社会空间."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1650-1815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沈海梅教授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多种文化交汇和多种关系叠加的云南,把土著、移民、帝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这种集空间与过程的解读旨在重新理解西南多族群地区国家、地方、不同族群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以及内部边界在这些社会存在的意义.沈先生新著对"中间地带"概念的灵活运用,超越了传统的中国内部东方主义式的西南研究范式,我们因而看到的云南已不再是以往学者们阐述的中原与西南,或以汉文化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或强调奇风异俗而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的边缘地带,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是通过人类学微观式聚焦透视出的不同人群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该著作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突破,它不仅会改变我们对生活于西南边疆少数族群的思考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西南边疆历史的认识.     

近年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之新发展

正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发轫,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学者共同努力、推进西南边疆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2008年,云南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主增设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点,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论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

中国的边疆是国家疆域边缘部分具有特殊性的,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对该特定区域进行治理的基础上界定的。生活于边疆这个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的人们,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社会。在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和运行的政治,与国家核心区的政治具有明显区别,因而可以界定为"边疆政治"。随着人们对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和意义的逐渐自觉,边疆政治研究也逐渐形成,历史上的边政研究就是其典型。在近年来中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中,边疆及其治理的地位和意义日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边疆政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而也凸显了边疆政治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为了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边疆政治研究本身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明确边疆政治研究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并厘定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     

“西南研究”与中国边疆学构筑——以《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历程中,"西南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早期的"西南研究"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有着较深厚的积累。"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边疆的地位空前提高。为加强西南边疆的研究以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教     

论西南边疆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受边境国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的蓄意误导,西南边疆一些民众对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因此,加强西南边疆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强化西南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使他们始终与党中央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央地关系视角的土地财政:一个制度层面的梳理

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中央与地方税收、金融、国企等经济分权改革是本世纪初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根源,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一致则是土地财政快速扩张的关键。嵌入此背景中的土地财政不仅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载体获取财政收入的过程,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等行为主体构成的土地市场复合型利益链条的重要环节。在后"四万亿"时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出现偏离。在政治层面的制度支持逐渐耗散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这一"独木"将难以支撑土地财政的发展。     

在抗日烽火中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身全面抗战

正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7日夜,日寇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日寇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7月10日,农工党领导人彭泽民与章伯钧联名致电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提出抗日救国的"八大政治主张"。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     

边缘文化主流化中的妇女--明清时期的云南"列女群"

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和文化的边缘地区,明代以来在国家政治进一步一体化的过程中,边缘的云南文化在汉文化的改造、重构下被整合进文化主流中。作为云南地方文化承载者的妇女人群也成为这场文化改造运动的重点塑造对象,其结果,就是在明清云南地方志书中出现了包括节妇、节孝妇、贞女、烈女、慈母在内的数以万计的"列女群"。这一特殊社会人群在云南历史中的存在,被赋予了深远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