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

律令法体系对于分析中国古代法制史是一个重要概念，如果与律例法体系的概念相互配合将会对研究工作更加有利。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体系以律与令为主 体，是为律令法体系。明清时期例与律成为法体系的主体，可以名之为律例法体系。律例法体系取代律令法体系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发展。两者的转换使得法律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一些矛盾得到了解决。     

从法律激励看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继承

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几被彻底抛弃了。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法制机构、法学话语体系与西方国家几乎雷同;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话语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了。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理论,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的法制经验是错误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而又长期未受应有关注的特点便是重视法律激励,而古代西方各国的法律中却鲜有奖赏激励的法条规定。近代欧美国家的发展曾得益于用法律来激励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法律手段激励知识创新,能够大大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全面地回应当代社会治理的要求,不仅要求政治家们自觉地运用法律激励手段治理国家,还有待法史学界、法理学界总结法治发展的经验,加强激励法学研究,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宏大工程。     

二十世纪中国法制成长模式论

回顾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法制的起步经历了三个步骤:一是学习日本法或者说通过日本学西方;二是学苏联,开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三是对英美法系依恋与模仿.新中国法制的历程经历了革命的法制、管理的法制--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法制、并正在进入治理的法制.整个这一过程的法,我们称之为"混合法"."混合法"说明我国的职业法学家阶层没有形成,法律处于仿效与探索之中,法学教育与研究方法需要改进,法律人才需要交流,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具有迫切性等.     

中国法律的判例法倾向及其评价

中国在清末的法律转型时选择了大陆法系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上世纪 90年代中国在立法和司法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判例法倾向 ,这种倾向是中国法制走向完善和成熟的标志。中国的判例法倾向将为中国未来的法制走向提供更丰富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也将为中国形成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产生影响     

有事法制与《日本国宪法》的危机——兼论有事七法案的通过对日本和平宪法的影响

2004年6月1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七法案。有事七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日本有事法律体系的全面建立。然而,《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文规定日本放弃一切战争权利并不得保持任何战争力量。由此,有事法制便与《日本国宪法》产生了矛盾性。本文在系统介绍有事法制的基础上分析了有事七法案及有事法律体系的建立对于《日本国宪法》的影响。     

西欧中世纪法制发展特点论析

西欧中世纪法制由日耳曼法、罗马法与教会法构成。日耳曼法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占据统治地位，带有原始民主性；罗马法是古代调整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善法，在中世纪得以复兴；教会法是天主教会制定和颁布的法规总称，对中世纪西欧社会影响巨大。三支性质不同的法律体系适应统治需要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西欧中世纪法发展的独具特点，也形成世俗法与宗教法独立并存的法律二元化格局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儒家思想与中华法系再认识——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2015年年会综述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古代礼法合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重要启示作用。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对古代经验,特别是儒家思想及其治理模式的有益借鉴,离不开对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所进行的积极总结。在此背景下,2015年4月24至25日,由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承办的"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儒家思想     

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及价值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诉求的多样化需要多元法律规范为其行为提供保障.软法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高度契合,其不仅具有充分实现"三治"融合、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提供纠纷化解新途径、促使社会治理主体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功能,还以独特方式彰显了法律价值...     

“反腐败基本法”建构初论

当前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未建成,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国家法律体系正在加快推进,其中有必要制定《反腐败法》作为反腐败法律体系内的"基本法"。制定《反腐败法》是制度反腐的现实需求,有利于零散反腐败文件的系统化、法律化,保持惩治腐败、预防腐败以及反腐败国际合作上的长效和稳定。《反腐败法》的核心价值表现为权力监督,这是腐败犯罪源头治理的必然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反腐败基本原则、反腐败专门机构、预防利益冲突、行政公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举报人保护等。在反腐败具体法尚付阙如的情况下,《反腐败法》的作用路径表现为:确立反腐败评价要素及标准等共性因素;直接确立一些反腐制度;通过顶层法律设置为具体法的制定施加压力与激励,为具体法的修定提供基本要求或框架。因此,反腐败法制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应当制定一部《反腐败法》。     

依法办事是法制协调发展的中心环节

一依法办事是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也是我国法制建设协调发展的中心环节。不管哪一种法,也不管哪个阶级的法,它总是要贯彻实施的。如果有了法不能贯彻实施,即使最好的法也等于零。这就是说,加强与完善法制,其核心就是要依法办事。在我们的国家里,对于那些“以言代法”、“官大于法”以及任何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的特权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只有严格地依法办事,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四化建设才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