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方法再认识

裁判方法固然能促进法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摧毁法治的根基:以形式法治论为导向的裁判方法可能消解法治的权威,而以实质法治论为导向的裁判方法则可能瓦解法治的基本宗旨。因此,在维护法治能真正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下,能动主义的裁判方法固然重要,但传统的逻辑涵摄裁判方法不能丢;同时,现代法治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不能丢,应该以其作为衡量裁判方法运用是否得当的一项坐标。     

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请求裁判的争议事项必须以另一事项的先行确定为其裁判的前提条件时,则须先行确定的事项被称为先决问题/事项。目前在我国仲裁法和国际私法领域,就先决问题作出的决定可适用中间裁判,但在国内民事诉讼中尚未建立中间裁判制度。虽然在比较民事诉讼法视野中,美、德、法等国都有成熟的中间裁判制度,但各国中间裁判的定义、功能和适用范围都存在很大差异,并与其本国的诉讼理论和制度体系保持了逻辑一致性和自洽性,比如取决于各自的诉讼模式、裁判体系、诉讼标的和诉的合并、诉权及正当程序权利、既判力及禁反言等基本理论和实践。鉴于我国在上述问题上的个性特别是裁判文书自成体系的现实,本文尝试从我国现行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先决事项的判定方式——出发,在保留我国独辟溪径的裁判形式分类(判决、裁定、决定)及其自身逻辑和分类标准的前提下,以功能主义比较法方法将外国中间裁判所适用的事项划分为实体性先决事项、程序性先决事项、攻击防御事项。然后按照我国的理论体系、制度逻辑和改革方向,对上述元素进行重新分析、剥离、定义、取舍和重组,据此建构我国中间裁判制度。文章讨论了我国裁判文书体系下先决事项的解决模式和中间裁判的适用范围,特别是程序性先决事...     

刑事司法裁判合情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以"注情重理"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法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裁判的司法公信力。为实现裁判实质正义,要求法官在裁判理念上,树立个案公正的价值取向,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在诉讼程序上,加强审判程序公正公开,促进客观公正与主观公正相统一;在裁判方法上,加强自由裁量适用,实现司法逻辑与司法经验相统一。     

试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制度

确立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通过记录量刑过程,展示程序公正,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法性原则的约束;通过论证量刑理由,彰显裁判理性,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通过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公众的有效监督,进而增强公众对量刑结果的信仰与服从。构建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首先应在制度设计上引入量刑答辩程序,以支撑裁判文书详尽展示量刑的全过程,其次应对现行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格局进行调整,以便充分论证量刑理由,最后应以立法的形式加大裁判文书的公开力度和公开范围,以将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价值落到实处。     

刑事裁判共识引论

共识理论与刑事裁判在问题的起点与终点、解决认识问题的观念、基本要求等方面都有契合之处,表明将共识理论引入刑事裁判问题中是可行的。刑事裁判共识在主体、对象、程度与形成方法上都有其特殊性。传统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视野局限;二是深度不够。刑事裁判共识理论与传统价值理论具有一致性,可以统一,但又有所超越,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价值理论的缺陷。然而,刑事裁判共识理论也与传统价值理论存在冲突,应当根据情况分别对待。     

浅议我国司法裁判文书改革

司法裁判文书,是展示一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的窗口。而我国的司法裁判文书基于多方原因,问题多现,虽对其改革一直进行,但许多问题犹存。本文在总结归纳当前裁判文书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其原因进行分析阐述,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     

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常见问题及破解之道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着手于裁判文书的公开工作。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标志着裁判文书公开进入全面开放阶段。裁判文书公开,一方面有利于推进司法公开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裁判文书的制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裁判文书的受众越来越广,法官不能仅仅将裁判结果向当事人展示,也需要将整个审理过程及结果向社会公开,裁判文书的改革和提升迫在眉睫。     

裁判文书对证据的表述

近年来，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裁判文书的改革和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工作都十分重视，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甚至针对当前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质量的现状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的形象”，为此，他明确要求“要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如何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正>裁判文书是展示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的"窗口",是体现法官办案质量和司法能力的"名片"。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公开,不仅是法律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而且得到最高人民法院从技术、制度和实践等方面的全力推进。如何提高裁判文书质量?这样一个法院老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和迫切地摆在全国法院和法官面前。一、提高裁判文书意识对裁判文书质量现状,需要有清醒的认识。总体而言,近年来法院不断加强审判管理,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加强     

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与司法公正

众所周知,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生命和灵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与否,归根到底要反映到对案件的处理,并且通过裁判文书反映出来。裁判文书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体现,是向社会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可以说法院审判水平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判文书质量。可见,裁判文书的制作与司法公正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在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中如何体现司法公正呢?本文愿就此作一些粗浅的探究,以请教于同行。     

公司自治与裁判宽容——新《公司法》视野下的裁判思维

新<公司法>秉持自由主义的逻辑,对公司进行松绑.此种立法逻辑要求司法者调整长期以来的管制主义裁判思维,坚持裁判宽容.裁判宽容要求在审理公司法案件时,充分尊重股东自治和公司自治;谨慎解释自治与强制的界限,理解强制性规范设定的基准,理解公司法并非推行公共政策的合适领域;法官要充分尊重公司的商业判断,不对公司实体营运过多干预;公司诉讼要采取更为宽缓和灵活的方式,有些案型要将调解设置为必经程序,有些案型要主动压缩审理周期.     

刑事裁判思维中的犯罪构成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

犯罪构成论在刑事裁判思维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导引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如何进行＂符合性＂判断。然而,这种规范与事实之间是否＂符合＂的逻辑判断顺序,却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排列顺序,而是案件类型不同,裁判思维模式就不同,而裁判思维模式不同,＂符合性＂判断的逻辑顺序就不同。在不同裁判思维中,犯罪构成理论模型针对不同类型案件裁判所发挥的＂符合性＂判断＂导引图像＂作用侧面是不一样的。在适合简单案件裁判的概念思维中,强调＂符合性＂判断的形式侧面;而在适合复杂案件裁判的类型思维中,则重视＂符合性＂判断的实质侧面。     

司法裁判改革探析──兼论司法裁判的判例化

司法裁判改革探析──兼论司法裁判的判例化沈福俊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对传统的司法裁判模式进行改革，使之更具科学化，从而使司法裁判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同时，司法裁判如何逐步向判例化过渡，以弥...     

论裁判文书的说理

当前,围绕实现司法公正这一终极目的所展开的审判方式改革方兴未艾、成绩彰显。然而,最能直接具体地反映审判工作成果的裁判文书,却是其状堪忧,存在诸多问题,而其中裁判文书的说理长期不被重视或者根本就被忽视的现象,“已到了非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切实解决的时候了”。 一、失却的传统——对当前忽视说理现象的反思 在阐述当前我国司法裁判文书忽视说理的问题时,有学者从比较法学的角度出发,在指出英美法系国家重视裁判文书的说理是由其法律传统和思维方式所     

论刑事裁判中的结果导向及其控制

刑事裁判过程中的结果导向不同于刑法解释中的结果本位,也不同于刑法解释中的实质解释。社会效果的魅惑确立了刑事裁判结果导向的目标自信,结果导向客观上具有有利被告人和不利被告人的双重特质。但其更多地呈现出对刑法可预见性的瓦解,对保证司法判决准确的三段论推理模式的颠覆,容易导致当事人及其律师肆意策动和塑造社会舆论,影响刑事裁判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因此,刑事裁判应当做到坚持法律效果决定并引领社会效果,裁判过程中尊重但更应超越社会舆论,限定公共政策介入刑事裁判的空间和方式,遵循从客观到主观、先事实判断后价值判断的刑事裁判逻辑。     

论商事纠纷的裁判理念

本文首先梳理了作为商事纠纷裁判准据的民法与商法之间的顺位关系。认为法院和仲裁机构应充分关注商人的营利性与专业性。主张商人在与非商人开展商事活动时应当负有较重的信息披露义务、较重的谨慎和注意义务尤其是尽职调查义务,商人与非商人就营业范围内的商事活动发生争讼时,应当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作者主张裁判机构充分尊重意思自治,促成商事行为的效力,建议裁判者认真研究商人的商业逻辑、商业思维与赢利模式。裁判机构要严格区分内外法律关系,全力维护交易安全。认为裁判机构要严格遵循裁判权的能动性、谦抑性与中立性。     

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路径方法

裁判文书是展示司法过程、彰显司法公正、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载体。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必然要求对刑事裁判文书进行改革,不断提高刑事裁判文书质量,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一、现状分析:当前刑事裁判文书制作中的主要问题任何改革都由问题倒逼而生,刑事裁判文书改革只有找准问题和不足,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经过多年的     

运用裁判方法规范裁判标准

法学方法论主要包括法学理论方法与法学实践方法,将法学理论方法运用于实践即为实践方法,具体体现为裁判方法.在裁判方法中,又从程序与实体上划分为两部分,即程序裁判方法与实体裁判方法.关于裁判方法,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以期取得更多的共识,树立司法权威,推进司法工作的规范化发展.     

反思过度客观化的重罪案件证据裁判

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证据裁判已然成为中国刑事诉讼尤其是重罪案件裁判的关键话语之一。晚近十余年来，重罪案件证据裁判的规范表达与实践面相与普通案件的证据裁判逻辑逐渐分离。重罪案件证据裁判开始走向高度客观主义，不可否认这一趋势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理想化、绝对化的色彩既与诉讼制度和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存在诸多悖离，也可能导致证据收集、运用与评价的一些问题。因此，应当审视中国当下重罪案件证据裁判的取向，反思高度乃至过度客观化的刑事证明理念、立法与实践，在重罪案件裁判中重构一种既注重客观证明，又兼容合理推断的平衡型事实认定模式。     

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原理与方法

法学界对于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的研究源于对以逻辑演绎方法为核心的科学主义在法学中支配地位的反思和以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在法学中的兴起。为了确保进入裁判性事实认定领域的社会科学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社会科学必须借助相应的证据规则。社会科学知识作为证据的准入标准经历了一个从普遍认同标准到科学有效性标准的转变。社会学解释方法和社会框架是社会科学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加以运用的两种方式。社会学解释方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运用应当以法律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或存在"隐藏的漏洞"为前提,找寻法律概念所包含的肯定选项或者中性选项,并遵循比例原则和受到法律规范性质的约束。社会框架的运用必须以尊重本国文化传统和日常基本逻辑为前提,并结合其他因素,以充分发挥社会框架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