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上诉程序诉讼目的研究

刑事诉讼上诉程序是以对法律问题的救济为主要目的,兼顾对事实问题的救济;以对法律问题的全面救济为要求,以对事实问题的有限救济为补充。概而言之,刑事上诉应该以谋求法律适用解释的统一性和正确性为主要目的,以谋求判决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为补充,使判决中的错误得到有效的纠正和救济。     

刑事二审案件审查范围的类型化构建

二审法官对刑事上诉案件进行全面审查既不符合诉讼经济要求，也不利于二审程序功能的实现，同时还有碍正义的伸张。将上诉案件区分为事实争议、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量刑不当四种类型，并进行分类管理是我国刑事二审程序改革的有效举措。     

刑事撤案监督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以司法体制改革后B市C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刑事撤案监督是一种司法救济途径,用以确保刑事立案活动正确合法地进行和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地实施。当刑事立案活动出现偏差时,需要由检察机关通过刑事撤案监督程序对上述权力进行制约,并向案件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文章着眼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以"实证研究"为研究方法,通过对B市C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进行充分的考察,整理数据后分析实践现状,并进一步发现我国刑事撤案监督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并深入挖掘问题的成因,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完善建议。     

权利主导模式下的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     

刑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构建论纲——《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背景下的期待与言说

司法审查机制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的缺位造成我国刑事诉讼的重大结构性缺陷,基于对审前程序中侦控权力运行的制约、为被追诉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考虑,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应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方向之一;审前司法审查的效力范围应当限定为有关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和审查起诉行为;司法审查之主体应为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我国人民检察院并不能担当司法审查之职能;司法审查方式可采取事先司法授权和事后司法救济的结合;其具体程序可按照司法授权程序、司法救济程序和公诉审查程序分别设计;此外,为实现人权保障和犯罪追究的协调统一,司法审查相应例外规则的确立也尤为必要.     

关于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思考

抗诉标准是抗诉制度的核心,是否达到抗诉标准是抗诉成败的关键。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缺失和司法异化,是制约当前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应坚持强化审判监督职能与追求诉讼效益相结合、符合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区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与刑事再审抗诉标准、坚持实体错误抗诉与程序错误抗诉并重,以及便于司法实践操作、符合诉讼法理的原则。应调适有关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范体系,确立刑事二审抗诉实体标准、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一体的刑诉二审抗诉标准体系。     

我国刑事错案研究综述

近年来,重大刑事错案的不断曝光,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深刻反思。学者和司法部门主要围绕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范刑事错案及刑事错案的救济机制等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在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方面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观点。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方面主要有：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认定的间接性及其法律适用标准的模糊性;落后的刑事司法理念和观念,导致司法活动的偏差;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司法人员素质不能满足司法办案的要求;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及错案追究的负面影响等因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刑事错案的意识,坚守住司法公平正义的底线,通过健全制度和机制有效防范刑事错案的发生。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刑事错案的追责和救济机制。     

刑事罪名的不确定性及其公诉价值

在刑事诉讼中,罪名的产生要经过认定法律事实、选定法律规则以及法律规则与法律事实的耦合等三个环节。由于在这些环节中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法律适用的可选择性和司法主体间的角色差异,导致了刑事司法中罪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已被刑事司法实践所证明。公诉工作要从控诉犯罪、维护正义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刑事罪名不确定性所留下的合理空间,综合运用证据材料,提出恰当的法律适用意见,并对审判人员的个性因素施加影响,从而维护指控罪名,实现公诉的价值目标。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法律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尚存在需要统一和规范的条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限制了该制度的实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是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一部分。在适用该制度时,应具备损害后果、侵权事实、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应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具体情况。     

论行政相对人程序权的定位、功能与救济

行政相对人程序权是与实体权并列和对应的过程性权利，二者是派生与衍生、服务与制约的关系。程序权的功能在于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使行政权理性化运行，保障相对人权利现实化以及使权利与权力形成动态博弈协作状态。行政相对人程序权的救济途径包括自身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     

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程序制度，对确保裁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意义重大。我国目前实行的两审终审制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已凸现出许多与现实不符的弊端。通过分析审级制度及文化背景，得出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重构建议，即以二审终审为原则，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为补充的多元化审级制度。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中的两种职能及其关系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程序中担负的职能如何定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检察机关在一审、二审及再审中的活动表明其在刑事审判中实际行使公诉和审判监督两种职能。两种职能的性质不同，二者是互相独立的，因而不宜再由同一机关行使，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应该从检察机关的职能中分离出来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是第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该原则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尚存缺陷,而这些缺陷易导致变相加刑的现象,对这一原则应予以完善。     

民事二审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有“新证据”是二审开庭审理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新法对二审新证据的规定阙如,导致二审法院对新证据如何界定与适用存在疑惑,现有司法解释也未能较好地解决此问题.民事二审的特殊功能决定了新证据仅应被有限引入,且其适用须遵循实体与程序的双重限制,以平衡实体公正、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     

量刑建议研究——以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为视角

探究量刑建议的制度来源应该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来考察，量刑建议性质上属于人民检察院履行公诉职能的一项活动，是人民检察院公诉活动的一项创新机制。同时量刑建议又能对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起到软性制约的作用。检察院在量刑建议的实践中要处理好履行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提出量刑建议与尊重审判权、合法性监督与合理性监督这三方面的关系。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关于量刑建议的一些具体制度还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从律师法修改看控辩关系的趋向

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律师权利作了重要发展,必然冲击现有的控辩关系格局。预测刑事诉讼控辩关系的发展和走向,调整既有的公诉、辩护思维定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和价值的必然要求。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关系将明显体现出对合、对等、对立的趋势和特点。     

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侦查中的若干问题

犯罪预防与犯罪案件侦查密切相关。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待侦查程序中立案条件、羁押的适用及侦查终结方式等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改善立案的条件及功能,改革欠合理的羁押制度,增设侦查中的诉讼分流程序,对于预防犯罪、保证侦查程序的立法规范有重要意义。     

台湾地区与大陆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比较介评

刑事诉讼中,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法院可能发现对被告人应适用的罪名和刑罚与检察院的起诉判断有所出入,此时法院可否变更起诉罪名及刑罚,适用另一罪名和相应刑罚?台湾刑诉法采行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承认法院有权变更起诉所引之法条,但须于案件事实同一性之前提下始得为之,并应践行一整套法定的"变更起诉法条程序"。大陆地区刑诉法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仅肯定法官变更起诉罪名权,但并无任何启动条件与实施程序之限制,相关理论研究亦存在不足,应借鉴台湾立法及理论之研究予以完善。     

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影响及对策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是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法律框架。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成效不仅受两岸刑事程序法影响,而且受两岸刑事实体法影响。两岸刑事实体法律差异下的罪名差异、同质异罪、同罪异罚等问题已带来司法互助中的管辖争议、合作懈怠、法公平性的损害等负面作用,并有形成两岸"犯罪洼地"之趋势。应经由"合作范围"去罪名化、商定两岸互涉犯罪之管辖条款以及自由裁量下的刑罚趋近等对策和路径,减少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的负面影响,以提升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