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人道德底线初论

道德底线是指人们社会行为善的最低、最基本的层次,是人们"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起码的社会要求。革命军人道德底线是指革命军人在军事生活领域和非军事生活领域所应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及其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的总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底线,而是一种身份道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社会性、突出的强制性、一定的示范性和逻辑的优先性。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协商困境分析——基于民主化宏观策略的思考

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宏观策略体现了该国民主化的根本方向与核心原则。中国民主化的宏观策略是一种可管理导向的积极民主化策略,这种策略给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协商实践造成了种种主客观困境,使得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举办协商活动,社会力量也不能有效地参与。为走出困境,就必须在坚持审慎而务实策略的同时,不断克服怀疑主义,建立和健全保证协商有效性的管理机制。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宏观保障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配合和相关制度的支持.从经济上说.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造成个人种种身份划分,是阻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的主要因素.从政治上说.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政府权力导致政府履行职责失灵.是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和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从社会上说,劳动者缺乏社会组织导致劳动者在对用人单位(或雇主)和政府关系中处于弱势,造成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缺乏社会基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必须要有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综合改革作为宏观保障.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伪城市化”现象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伪城市化"现象在一些地方出现并日益受到政界、学界和其他领域的关注。文章运用政府治理模式的"控制权"理论分析"伪城市化"过程中基层政府土地开发的逻辑、"激励强度与组织目标替代"的悖论以及运动型治理模式与"准退出"应对策略,以期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各自的制度环境与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制度逻辑与行为特点。土地财政、锦标赛机制、人事制度激励机制与考核体系、城市化目标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共同构成了基层政府的土地开发逻辑,在开发过程中产生了与土地相关的权力寻租和以政绩为取向的城市空间蔓延,中央政府采取三次开发区清理整顿的运动治理,而地方政府则以建立新开发区和扩张原有开发区等策略进行应对。     

警务供给生成路径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主要特征就是关注宏观脉络并分析历史过程。它为解释警务政策等政治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遵循其“制度——理念——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逻辑,从路径依赖产生的治理惯性、警务理念过度推崇工具理性,以及供给行为选择面临公共性流失三个层面,对警务供给的生成路径进行梳理,应推进警务供给制度理性化、注重警务供给价值整合、创建公众参与警务模式,以实现供给制度优化。     

双向嵌入:农村经济能人与基层政府行为——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与基层政府的行为紧密相关,也受到农村社会自身力量的制约。以基层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和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两大要件。基于比较个案的研究显示,在城镇化项目建设中,乡村社会当中的经济能人会扮演"直接投资者""决策参与者""乡村社会的利益争取者"等三种不同角色。而基层政府则会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包括"财政收益驱动下的合作共谋""利益博弈中的被动介入"和"官僚制逻辑下的主动干预"。本研究将国家与社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及其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归结为"双向嵌入",并强调与以往强调社会力量行动策略的理论进路不同,国家在达成自身目标过程中对社会的主动渗透成为"双向嵌入"的原始动力。通过对农村经济能人角色和基层政府行为的解读,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利益再平衡,认为城镇化建设需要尊重社会主体的行动逻辑,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形态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成败。     

庇护主义与政府编外人员的策略行为

治理负荷的增长与治理资源的短缺是编外人员增长的重要原因。在基层政府中,编内人员与编外人员共生共存的人事安排为庇护主义提供了制度空间。通过对Z市公安机关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庇护机制的作用下,警察和辅警结成松散的利益共同体,诱发了辅警的狂热者行为、机会主义者行为、保守者行为与观望者行为四种策略行为,并在不同程度上异化了公共部门的价值取向。这种庇护主义因袭了传统中国官吏分途的历史基因,同时也是中国科层组织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叙事话语中,加强科层结构的正式化建设无疑是根除庇护主义的重要选项。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协商民主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基层社会是整个社会最庞大的一层,其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所以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城市社区为例,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发现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困境:政府角色转变缓慢,社会治理缺乏推动力保证;公民意识薄弱,社会治理缺乏理念支持;制度不完善,社会治理缺乏机制保障。本文通过引入协商民主,寻找突破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途径:积极作为,明确政府职责,推动社会治理;强化公民意识,培育协商文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协调多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健全治理机制,规范社会治理。     

制度结构、非均衡依赖与基层治理困境的再生产——以居委会减负悖论为例

基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要求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机制、路径、模式。但是,诸多旨在消解传统治理体制与基层生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却不断遭遇一个现实,即大量的基层治理困境正在不断创新的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居委会减负悖论现象,试图呈现出基层治理困境再生产的机制与逻辑。研究发现,减负的制度安排使得居委会与社工站形成了竞争性关系,居委会在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旧制度的延续与新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堕距中,居委会采取了主动行政化的策略来重新建构与强化其与政府的非均衡依赖关系,结果导致其负担再次加重。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以1743年直隶救荒制度为例

本文提出了“多重逻辑下的制度”这一分析框架，主要是为了说明在宏观的制度逻辑架构下会存在许多不同的子制度逻辑，这些子制度逻辑诱发和塑造了这一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大的制度逻辑架构提供了宏观层次上的制度安排与微观层次上人们可观察行为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从微观层次即群体行为的各自表现以及这些行为的相互作用中来观察多重子制度逻辑的互动过程。本文以1743年直隶救荒制度为例来阐述这一分析框架所提供的理论思路。在序中带乱，乱中有序的救灾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五个行动主体：国家、官僚制官员、下层办事人员、地方精英、受灾的村民。他们各自从事着不同的政治。这五个行动主体的行为反映了宏观的救荒制度逻辑下五个子制度逻辑。     

政府转型、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功能定位

中国大陆作为一后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其改革开放的路径起点是：行政型国家主导。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的社会形态也从整体性社会向权力分散性社会转型,政府管理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大陆政府管理转型包括结构转型、制度转型、战略转型与策略转型四方面。而政府管理转型的重点应在于：拓展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加强政府同处于“国家活动范围之外”的社会公益组织,即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一种互动与合作关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兴起对政府治理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公民社会”及社会中介组织在构筑多元主义治理结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政府管理转型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具有治理供给、冲突缓解、张力维持与交往网络形构等重要功能。     

国内外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各有侧重,并且有其生成逻辑。前者侧重于金融风险、公共卫生和大数据风险治理,其生成逻辑在于紧随国家治理的转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后者则侧重于气候变化、社会脆弱性和公众风险感知,其生成逻辑在于回应社会风险的全球性挑战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诉求。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沿有同有异。其相同点表现为国内外的研究均聚焦新冠肺炎疫情;其相异点表现为国内的研究着力于疫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的冲击以及应急管理体系的重构,而国外的研究则着力于公共卫生危机中公众的风险感知和社交媒体对疫情防控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的建议是密切跟踪国内外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的生动实践,提炼中国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协力防控公共卫生风险的成功经验;秉持防控并举、以防为先理念,探究基层社会风险“全流程”防控策略;加强量化分析,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变革“单打独斗”的研究范式,倡行跨学科跨部门协同攻关。     

中国非营利组织生存路径探析

本文将中国的NPO生存路径概括为“民政注册型”、“无所依傍型”、“工商登记型”、“挂靠型”、“体制博弈型”和“基层备案型”这六种类型,具体分析了各自应对制度环境的生存策略及相应的机制.这些生存的策略及类型乃是在政府控制和干预下NPO被动的选择.惟有改变这一状况,各类NPO才会主动地和创造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各类策略和路径,中国发展的“社会奇迹”才会真正产生.     

基层中青年干部价值观特征与塑造路径探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

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态度和行为方向的选择。基层中青年领导干部是我党重点培养的人才队伍之一,是我国未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劲旅。要针对性地对中青年干部价值观进行塑造和培育,从多方入手,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健全激励监督机制,守牢钱权底线;建立"双担当"机制,激发干事创业激情等。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张力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场域的多重变革。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不一致,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向行为公共政策理论跨越——间断—均衡理论的演进逻辑和趋势

科尔曼提出,社会科学的解释重点应该是社会系统的行为,而对于社会系统行为的解释存在"从宏观到宏观"和"从微观到宏观"两种解释逻辑。"从微观到宏观"的解释逻辑面临着如何从微观向宏观转换的难题,这一难题可以称为"科尔曼难题"。理解政策变迁逻辑,也面临着政策过程中的"科尔曼难题",需要回答微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推动了政策变迁这一宏观现象。以"科尔曼难题"作为参照系可以更加清晰地厘清间断—均衡理论的发展轨迹。间断—均衡理论起源于"从宏观到宏观"的解释逻辑,强调政策场所和政策图景对于间断—均衡现象的解释,从而分别发展了"认知摩擦和制度摩擦"、"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和"注意力分配、随机过程和一般间断假设"等理论,不自觉地回答了科尔曼"从微观到宏观"转换中的三个理论命题。目前,理论演进的最新趋势是从间断—均衡理论向行为公共政策理论跨越,它预示着"科尔曼难题"成为理论自觉的组成部分之一。     

地方政府研究：从职能界定到行为过程分析

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学界的地方政府研究的主题经历了从“机构改革”到“职能转变”的演变。但目前学术界的地方政府职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职能界定和功能分析,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制度约束条件、内在动力机制及其变迁,以及地方政府在职能履行和角色转变过程中的行为选择逻辑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需要从规范性的职能界定转向政府行为过程的实证研究,实现地方政府研究方式从宏观到中观、从孤立到整合、从现象到逻辑、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型。     

技术变革与我国城市治理逻辑的转变及其反思

在当代全球技术变革驱动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我国正在从"总体—支配型"社会逐步过渡到"制度—技术型"社会,而互联网技术嵌入到城市治理中以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发展。近些年来,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和应用下,一种新型的"系统—协同型"社会及其城市治理方式也即将形成。技术变革与城市治理在权力结构、组织方式、时空关系等方面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而城市中的"人"扮演着被治理者与治理者的双重角色,并成为城市治理逻辑转变的核心。未来需要警惕数据驱动的城市主义的肆意扩张,守住人本治理的底线和培育包容性的治理胸襟,处理好技术、制度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