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研究

自由心证原则已经在当代大多数国家的民事诉讼中有明文规定和制度化实施.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包括人的思维非至上性,以人为本和法之不确定性.当代中国构建自由心证制度的障碍主要体现在理论认识上存在偏差,立法上态度暧昧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不自由"和"超自由"并存的尴尬现象.对此,应大胆借鉴国外有关"自由心证"制度的先进立法经验,正确理解"自由心证"的含义,改变立法上的暧昧态度,保障司法的独立性,从而推进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三问自由心证

时于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而对于是否应当在我国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学界亦有争辩。自由心证的实质是一种不能避免的心理现象；内心确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任何诉讼程序中作出判决时都应当达到的心理状态及其要符合的普遍的公共认识；自由心证在前进的历史轨迹中应当承担起时代要求。     

自由心证评析

自由心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否定了法定证据制度,即它向世人宣告:证据不受法律调整和制约;人的认识也不受法律调整和制约。心证的真正含义是以心为证,即把法官的内心确信视为证据。这就把证据、真实、证明标准均主观化了。自由心证把法官的心证真实看作证明标准,进而衍生出盖然性标准,则更不科学。自由心证价值的实现是不彻底的。自由心证容忍法律对证据能力的调整和制约、容忍形式证据规则排除证据、容忍证据问题全盘法律化,从而形成了新的、潜在的现代法定证据制度。这就是自由心证价值实现的不彻底性。     

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制约机制研究

随着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如何控制裁判者在事实认定中的主观随意性已成为自由心证制度的主要任务，而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已大大丰富了自由心证制度的内容。通过对自由心证制约机制的比较法考察，以期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建构并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制约机制。     

自由心证之初探

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心证 ,随着历史的发展 ,其不合理成分逐渐被扬弃 ,今天已被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涵 ,其所表现的不仅是一条证明标准 ,而且是重要的证明制度 ,从概念分析、逻辑分析、现实分析这三个维度出发 ,深入地阐解了自由心证深厚的价值底蕴 ,以及它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今后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意义。     

自由心证制度所面临的两大挑战

在现代大陆法系诉讼中 ,自由心证是事实认定的基石。虽然学界也提出了这种“自由”并非是绝对的 ,但是 ,主要是从“自由心证”在客观上必然受到“可接受性”标准限制 ,来讨论其“自由”的相对性。这似显不足。本文拟从程序运作的角度来探讨自由心证在实践层面上所面临的两大挑战 :一个来自科技证据的广泛应用 ;另一个是排除规则的实施。注意到这两个挑战 ,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中证据制度的设计有一定的启示。     

毒品案件主观认定中的自由心证

在并未明确和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我国,自由心证已在刑事证据审查的广大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证明作用。基于毒品犯罪证据收集中的实际困难,司法人员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并否认自己主观明知的案件中,较多地从客观证据出发,运用经验规则与逻辑规则形成自己的主观判断(心证)。然而,自由心证是否公正和理性,则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学识、经验和道德操守。     

自由心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由心证一直持否定态度。实际上,就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看,作出立案、逮捕、侦查终结、起诉、判决的决定,其实都是“心证”的结果。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标准没有作出直接规定,但从许多地方可见“自由心证”标准的端倪。我国的刑事诉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以并且必然要合理吸收自由心证原则的。加大司法改革力度,完善司法运作机制,是确保自由心证原则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不该失落的自由心证制度

正义与公平赋予司法权以神圣性和权威性 ,正义与公平本身却取决于社会公众的信任。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是裁判者之上的裁判者 ,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实质上是一致的 ,只是表现程度和形式有差异。主观性和客观性构筑的证据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自由心证制度的现代意义 :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受到合理性制度的限制 ,裁判者“内心确信”过程体现科学性和法定性。“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为裁判者提供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这弥补了“客观真实”标准的不足。     

自由心证与心证公开的冲突与选择

心证公开是审判公开原则的核心要求，通过心证公开，可以防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恣意，保护当事人程序和实体利益，进一步实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益。自由心证与心证的公开具有本质上的冲突，审判方式的进一步改革需要在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电子证据相应的证据地位,学术界对此争议颇多,导致实务中困境重重。实质上,我国的证据是以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分类的,而不是证据材料外在的表现形式。据此,电子证据尽管种类繁多,但其证明机理与传统的证据种类有一致之处,没有特殊之处,因此没有必要赋予其单独的证据地位。     

对我国物证证据的多维思考

物证是我国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在各国诉讼实践中也被普遍应用。物证不仅具有区别于＂实物证据＂、＂物的证据＂、＂以物证为基础产生的笔录证据或鉴定证据＂等证据法概念的语义内涵;而且具有真实可靠性、相对稳定性、间接证明性、直观说服力等证明特征。除此之外,物证的大量应用还具有历史与现实、实体与程序等多维度意义。     

论我国民事证据收集与调查之法理及制度完善

在我国，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对民事证据规则仅仅停留在一般规则意义上的分析，即仅仅注意了规则逻辑上的自治性和经验上的合理性。因此，不仅缺乏对证据规则之法理的考量，而且缺乏把证据规则与诉讼结构相结合的思想。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制度亦如此。所以，完善其制度必须根据其法理来界定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的含义，并将其法理与诉讼结构相结合来构建正当性的证据制度。     

刑事证据基本属性新阐释——应用论视角的证据价值、功能、工具定位

证据的基本属性问题是证据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证据属性的明确不仅和证据概念、证据分类这样的理论研究有关，更关系到证明标准的建构和判断、以友证据规则的设置与执行。唯有从自然和人定两个方面对证据属性进行把握．才可能较为理性地回答学术界已经提出、但仍然存在着极大争议的有关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问题。此视角也才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新探索。     

公安物证技术鉴定改革略探

公安物证技术、物证鉴定改革势在必行。要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物证技术鉴定;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加强物证技术鉴定队伍建设;增加投资,加强物证技术鉴定装备建设等措施,保障物证技术鉴定的质量,促进物证技术鉴定的健康发展。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以非法证据取舍的价值冲突为切入点

非法证据问题除了包含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涉及了法律的本质、价值观等更为抽象的价值层面的因素.所以在诸多证据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对较多,而这些冲突都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是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从总体上讲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正是由于这种不足,为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方面的理论研讨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侦查讯问中使用证据方法的分类探析

基于展现证据的意思明确程度不同,可将使用证据的方法分为明示使用证据的方法和暗示使用证据的方法;基于使用证据的内容与核心内容的关系不同,可将明示使用证据的方法分为直接使用证据的方法和间接使用证据的方法。     

关于加强公安民警物证保全意识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物证在公安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公安民警在执法实践中对物证的发现、识别、提取、保管和运用等方面的工作与现代刑事司法标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必须加强公安民警物证保全意识,掌握对物证的发现、固定、保管的技能。     

正确认识“孤证”，提高诉讼效率——谈刑事诉讼中的孤证问题

"孤证"就是指单个的证据.由于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对孤证也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认识.在刑事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各环节对证据的运用要求以及对案件的证明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正确理解和认识孤证问题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这就要求司法人员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诉讼意识和证据意识,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为法治建设服务.     

行政复议证据制度立法的完善

我国行政复议证据制度尚处于一个较薄弱阶段,法律缺乏详细规定,仅有的少数几个涉及到证据的条款分散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中;而在理论上与较完善的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相比,涉及也较少,因而实际工作中不得不照抄行政诉讼证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复议作为区别于行政诉讼的救济和监督体制效能的发挥,也不利于整个行政程序法证据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