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

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显现出“欧洲民事强权”的特点,这是由欧盟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中的规范性内容,而欧盟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它的军事能力又制约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手段选择,因此,欧盟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选择“民事强权”模式有其必然性。然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实践表明“欧洲民事强权”的军事成分在不断增多,这虽然还不能改变“欧洲民事强权”的特性,但至少表明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     

论亨廷顿“民主扩展”理论与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内在关联性

在美国历史上 ,尽管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改变”其他国家的使命的人从来就未曾少过 ,而到 19世纪中叶 ,一些信奉“盎格鲁 -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的人又打出了“天定命运论”(ManifestDestiny)的旗号来推行侵略政策和扩张主义 ,但主张以赤裸裸的武力和强权来扩展所谓“民主”和“自由”并为此提供“理论依据”的始作俑者则非塞缪尔·亨廷顿这位哈佛大学的理论家莫属。本文着重对亨廷顿在 1981至 1991年期间所撰写的两部影响甚巨的著作进行了理论上的剖析 ,驳斥了他所提出的美国在国外输出“自由”、扩展“民主”需要以强权和武力来作后盾的理论依据 ,并揭示了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论“欧盟航空减排指令”与国际法的冲突问题——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悖论

欧盟最近作出了暂停对进出欧盟机场的第三国国际航班实施“航空减排指令”的决定,一定程度地缓和了此前国际社会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局势。不过,欧盟仍然以欧洲法院关于“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的裁决为“背书”,坚持其单边措施的合法性,并且不排除未来有继续实施的可能。虽然欧洲法院在“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中曾裁定该指令并未违反国际法,但这一内部裁决并不能改变欧盟单边措施违反国际法的事实。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国际法要成为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需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欧洲法院基于“内向型司法”的倾向,对《芝加哥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进行了限制性解释,因而使国际法在“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中被边缘化。欧洲法院维护了欧盟法的“自主性”,但损害了欧盟“尊重国际法”的宪法性目标和原则。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在国际法上有充分理由抵制欧盟的单边航空减排措施。与此同时,国际民航组织应争取在年内就全球航空业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达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以避免欧盟重返单边主义。     

国家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波黑政策的实证分析

国家构建是欧盟对波黑实施的一项重要重建任务。欧盟通过规范性和技术性影响来改造波黑的弱国家性,力争消除实体和种族的对立状况,为波黑塑造一个完全功能性国家打下基础。通过欧盟在波黑的实践,笔者认为欧盟国家构建的方式是强调规范性影响为主,技术性影响为辅,通过动员多种国家构建工具和手段来塑造欧盟民事强权形象。     

欧盟的中东-北非战略调整刍议——基于2011年中东-北非变局的思考

中东-北非地区对欧盟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欧盟通过各类援助以及与该地区强权人物保持紧密联系,力求确保经济和安全双重战略目标。2011年初开始的中东-北非变局,给欧盟的既有战略带来了全方位冲击。为摆脱被动境地,欧盟已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战略调整思路。其中,欧盟顺动荡之势在该地区推广民主的作法尤其值得关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中东-北非地区,将在未来数年内成为欧盟对外战略的一大重点。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与我国因应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的“布鲁塞尔效应”在实践中同时出现了“事实上的限度”以及“法律上的限度”。前者是指数字企业通过业务拆分、法人人格分割、法律选择与管辖权设置、专门化隐私政策安排等方式,将非欧盟业务与欧盟业务进行剥离并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标准;后者是指他国法律传统与欧盟规则的互斥、他国数字经济实际需求与欧盟的差异,以及一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需求对欧盟法影响的削弱。“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源于他国企业与政府对于是否接受欧盟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我国需防范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对我国的价值输出,“扬弃”式地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以“互利共赢”为基础推行数字经济规则共建。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研究现状述评

本文就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国内研究现状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述,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各派的折中产物,都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世界局势的综合考虑。进攻性现实主义与美国保守派占上风的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相吻合,是“为永葆美国强权开药方”,是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及自身特点,应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下工夫。理论与政策实务的结合,理论抑或政策的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以及整体性研究与细节考察等方面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欧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

为提高国际社会影响力,实现“新安全战略”,应对“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危机和挑战,欧盟强化战略自主并培育安全力量建设。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增强,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加强与印太的联系,力求成为该地区新的战略参与者。欧版“印太战略”,以日欧贸易协定为蓝本,优先发展对日关系,联合介入印太,通过与印太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探索在这一地区建立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强调经济与安全并重发展;法英在欧盟介入印太过程中充当先遣队。它以维护自由与开放、繁荣和稳定的印太秩序为切入点,使欧盟成为这一地区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利益攸关方,谋求与中美在印太地区实现战略平衡。     

卷首语

本期《德国研究》出刊之日 ,正值中国欧洲学会德国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年会在同济大学召开之时 ,本届年会是以“2 1世纪初的德国”为主题。为迎接年会的召开 ,本刊近期发表的一些文章 ,从不同层面、不同范围和不同角度涉及了这一主题。“2 1世纪初的德国” ,在多极化世界格局形成的定位上 ,是与欧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也就是说 ,欧盟离不开德国 ,德国离不开欧盟。本刊上期及本期刊出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 ,从欧盟的机构改革动因和前景分析、结构政策的作用和面临的问题、世纪之交的欧元、欧盟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分析等多方面地论述了世纪之交的欧…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德国简讯一组

施罗德提出欧盟在和平政策上必须以“一个声音”说话施罗德总理要求欧盟在国际和平政策上起到一个中心的作用。 11月 16日 ,施罗德在波鸿的社民党欧洲研讨会上发言说 ,扩大以后的欧盟必须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一致对外 ,欧盟必须清楚地表示战争仅仅是最后的手段。他保证在处理伊拉克的问题上将与美国保持一致 ,但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他认为中东和近东的整个和平进程关系到德国和欧洲的基本利益。虽然当时德国拒绝了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要求 ,但目前在伊拉克受到威胁的美军士兵“需要我们的团结合作”。 (俞宙明摘译自www .welt.de 2 0 0 31116 )…     

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 ,欧共体共同对外经济政策和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强化 ,欧洲联盟 (欧共体 )日益以“民事力量”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 ,欧盟通过了一系列条约修订案和决议 ,决心发展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逐步建设欧盟的自主防务能力。但是 ,欧盟这个“民事力量”的军事化尚不意味着欧盟国际身份的根本转型。在一定程度上 ,军事化是对冷战时期欧盟能力缺陷的一个填补 ,从而帮助其更加有效地实现作为“民事力量”的使命。     

从居高临下施教到平等对话伙伴——冷战后欧盟对东盟政策评析

冷战后初期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原本以经济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欧盟—东盟关系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欧盟以一副居高临下的施教者面孔不断地向东盟输出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观 ,试图将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强加给对方。欧盟的这种政策遭到东盟国家的抵制。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 ,出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 ,欧盟对东盟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欧盟强调与东盟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伙伴而非施主和接受者的关系”。在这种政策下 ,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规范性力量”遭遇“新大博弈”:欧盟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三重困境

作为“规范性力量”的欧盟,一直在中亚地区实施民主推进计划,以扩散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善治和法治等价值观念。为了评估欧盟在中亚地区推进规范议程的效果,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欧盟“自我”和中亚地区相关“他者”的分析框架。对于欧盟“自我”,本文着重考察了其规范绩效状况;对于中亚地区的相关“他者”,则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对欧盟形成的规范竞争,以及中亚国家对欧盟规范议程产生的规范共鸣现象。就欧盟在中亚地区推进自由民主模式产生的规范绩效、规范竞争与规范共鸣而言,其表现均不尽人意,且难以在短期内扭转。面对上述困境,欧盟意识到应着眼于中亚地区更长远的发展态势,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各国通过渐进的方式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2019年6月,欧盟新出台的中亚战略正是反映了这一思路。     

欧盟西巴尔干政策与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进程及前景

冷战结束以后,欧盟就如何与西巴尔干地区这个巴尔干半岛的次级区域国家建立联系一度没有清晰的战略。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后,出于维护欧洲大陆安全和稳定的考虑,欧盟启动了与西巴尔干国家的稳定与联系进程,决心以共同价值理念、经济援助和提供入盟前景等手段,将西巴尔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阿尔巴尼亚地处西巴尔干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阿尔巴尼亚一直以“回归欧洲”、加入欧盟为目标,在民主化转型之路上不断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构建。阿尔巴尼亚从2009年开始申请加入欧盟,但在满足欧盟设定的“条件性”要求上还存在诸多障碍。尽管阿尔巴尼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与以哥本哈根标准为主的一系列欧盟条件性原则仍相距甚远,始终徘徊在欧盟的边缘。阿尔巴尼亚最终何时入盟不仅取决于欧盟自身扩大和吸纳的能力,还在于阿尔巴尼亚自身的“达标”程度。     

欧盟对塞尔维亚和黑山政策评析——从“联盟”到“双轨”

2002年3月,在欧盟的协调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建成新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建立一个“功能性联邦”是欧盟对塞黑政策的基本前提,通过条件限制促使行将分裂的塞黑形成稳定的联邦统一体,借助稳定和联系进程框架下的入盟吸引力来根除塞黑冲突和分裂的种子,以上内容构成了欧盟解决塞黑冲突的基本政策框架。但这一框架并没有解决冲突双方的基本矛盾。没有充分考虑冲突双方的特殊情况、片面追求通过条件限制来实施外部压力以及欧盟政策的“支柱化”是失败的主因。最终欧盟不得不放弃“联盟”而转向“双轨”政策。     

产业政策实践与美欧关系中的摩擦和协调

修复并提升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大飞机、半导体和电动汽车三个关键的制造业领域,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各自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塑造了美国与欧盟在产业政策摩擦与协调中的激励环境和议价能力,推动双方在不同行业形成了差异化的竞合模式。产业政策议题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引起的外交分歧,不仅缘于争夺市场份额的经济逻辑,也缘于双方经济体制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性摩擦。拜登政府强势的产业政策实践,对依赖竞争政策进行经济与产业治理的欧盟造成显著冲击。面对美国强加的竞争压力,欧盟在实施产业政策与维护单一市场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在经济与产业领域合作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制约着双方化解产业政策摩擦与深化合作的能力和效率。     

法德联合领导下的欧盟战略自主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欧盟提出战略自主以应对多重危机及世界权力结构变化的挑战以来，欧盟战略自主已经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角色视角出发，分析该角色内部的不同角色观念、角色的内部期待和外部期待之间存在的不一致，认为战略自主最终会塑造欧盟的全球角色。尽管政策文本是法德及欧盟成员国妥协一致的结果，但能看到法德两国在联合领导中分别推动欧盟朝自己偏好的角色方向转变，由此产生“全球领导者”和“建构力量”两种角色方案的分歧。在其他成员国对欧盟全球角色的看法中，不仅存在新老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精英和民众之间关于欧盟优先事项也存在分歧。欧盟角色的外部期待中，美国、俄罗斯、中国对欧盟战略自主、欧盟全球角色的看法及支持度都不尽相同。存在诸多角色冲突的情况下，欧盟全球角色的演进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欧盟对外战略转变及其东亚安全政策新动向CSSCI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欧盟开始经历战略觉醒,对外战略发生明显转变,强调战略自主并宣示参与地缘政治竞争。在这一背景下,欧盟的东亚安全政策在延续以往特征的同时出现新动向:第一,继续强调价值观等规范性目标和有效的多边主义手段,呈现“有原则”的安全行为体特征。第二,提出承担“海上安全提供者”的责任,在加强安全政策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鼓励成员国加大参与南海等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加强海军外交和海军部署,为其海上安全行为体身份提供一定程度的硬实力保障。第三,宣示第三方立场,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为提升自身影响力谋求战略空间。中国需要警惕欧盟战略和政策转向带来的周边环境变化,加大与欧盟的接触和合作,争取其在具体政策领域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而不会完全倒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