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视阈下合同诈骗罪的教义学回归

根据刑法教义学,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然而,司法实践却突破教义学的框架限制,将网络合同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这一突破教义的现象,源于司法者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从严从快"刑事政策的误读."从严从快"刑事政策仅针对利用电信网络技术的普通诈骗罪,不能扩张适用于网络合同诈骗.在互联网场域中,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行为的定性必须立基于刑法教义学的规范分析.     

网络诈骗犯罪刑事司法样态实证研究——以389份生效刑事判决书为分析对象

本文以389份生效刑事判决书为切入,对我国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文章在确定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边界的基础上,以判决书中具有刑法意义的要素的分析为路径,析出了目前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刑事司法样态,并对其主要成因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网络诈骗行为侵害的是以财产法益为主的复杂法益,在对其进行刑事司法裁量过程中,需对不同类型的法益进行识别与度量;在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应以个案公正为价值指引,加强对网络诈骗行为中财产法益、秩序法益等的衡量,以精细化司法提升刑事司法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能力。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出现诸多异化,对其共同犯罪认定主观上需具备"明知"或可以推定"明知",依照限制从属说观点,"明知"的内容不要求具体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度;除事先存在共谋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应仅成立于本犯实行既遂前,至于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诈骗模式的不同而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财物。在平行式和分工式两种典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中,帮助犯承担责任范围存在差别,应辨别情形分别认定帮助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予以限制性处罚。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研究

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背后又有许多帮助行为定罪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其修正案九、2016年12月20日出台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科学合理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帮助取款行为进行准确定性有利于把握整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高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和相关犯罪的打击精准度。对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应当重点从诈骗行为既遂时间点、帮助取款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事前通谋”的认定等关键要素来分析探讨,结合承继共犯理论对帮助取款行为进行分类认定,以此在司法实践中厘清帮助取款行为是成立诈骗罪共犯还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以两个文件存在的冲突为切入点

关于在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在《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两份文件中均有体现,但是二者对于帮助取款行为的认定存在冲突,表现为对"明知"的内容和程度的认定有差异、帮助取款行为的时间节点的认定不同、对诈骗罪既未遂标准判定不同。网络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定性的路径选择是:对"明知"内容和程度的认定进行类型化判断;对帮助取款行为介入的时间节点进行类型化划分;以"失控说"作为判断诈骗罪既未遂的标准。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以需求弹性理论为视角

在犯罪经济学中,需求弹性理论是一种运用需求弹性衡量犯罪对惩罚价格反应程度的理论。当前我国主要采取"从严从快"的刑事政策应对多发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惩罚价格处于较高水平,犯罪数量的增长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在需求弹性理论的分析下,我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惩罚价格的反应由"缺乏弹性"逐步向"富有弹性"转变,彰显了"从严从快"刑事政策的威慑效用,但惩罚概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若未能进一步提高惩罚概率,将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将重陷"缺乏弹性"的困境。为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应坚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从严从快"的刑事政策,常态化推行专项打击行动,加强反诈宣传教育,以提升惩罚概率和减少犯罪供给。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型犯罪行为,又称为“虚假信息诈骗”“通信诈骗”或“网络诈骗”,同时也被形象地称为“钓鱼诈骗”。在司法实践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取证难、缴赃难、定性难、惩治难的特点。针对这些治理疑难点,应当加强刑事司法体系建设,营造良好司法氛围;健全电信诈骗法律法规,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构建社会联动作战体系,提升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控技术水平,加强自身硬实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新型支付方式下网络侵财类案件的认定——以一起支付宝侵财案件为视角

新型网络移动支付方式的风靡,使侵财犯罪自物理现实空间向网络虚拟空间逼近,为本就困难重重的侵财犯罪活动的认定再设障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认定通常有盗窃、诈骗与信用卡诈骗,具体到个案而言,在结合相关案情的同时,认定新型支付方式下的侵财犯罪需要把握该类案件的刑法规制和惩罚的思路,涉及到支付宝密码与绑定信用卡密码的关系、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余额与信用卡余额的关系以及新型网络侵财行为"秘密"进行与"公开"冒名的关系。此外,在相关案例中,更有必要将对于非法获取支付程序内用户资金行为的认定与对于非法获取与支付程序绑定的银行卡内资金行为的认定予以区分。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破解——以Y省33个案例为分析样本

对近年来Y省33个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例的分析显示，Y省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化、隐蔽性特征显著。这是共同犯罪与犯罪明知认定困难的重要原因。对共同犯罪进行认定，涉及诈骗犯罪关联犯罪行为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情形较为复杂，视具体情形具体裁判。犯罪明知的认定应明确的是，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具体犯罪类型，只要其认识到自己在为犯罪提供帮助、支持，即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明知进而认定其应负刑事责任。     

网络犯罪的刑法法益确定及其量化分析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犯罪"地域"得到极大扩展,网络领域需要《刑法》加以制裁的危害行为日趋增多。当前《刑法》规范条文在面对繁复的危害行为时表现出入罪条文供给上的不足,使得现行《刑法》条文体系中除却已显滞后的若干涉及计算机犯罪罪名需要扩大解释外,与网络危害行为后果相关的传统罪名亦需要及时更新内涵。在这两种路径中,网络犯罪基本可分为对象性、工具性、独立空间性三类。确立三类犯罪行为的各自法益,不但在应对涉网络危害行为的犯罪分类上具有类型化意义,在量化评估上也可为网络犯罪行为刑事制裁提供量化依据。     

论中国大陆(内地)电信网络诈骗的司法应对

中国大陆(内地)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愈演愈烈,"徐玉玉"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为共识。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定罪问题,因非法获取财物是犯罪目的,故通常首先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也要考虑犯罪竞合问题,在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下,妥当解决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同类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关联(行为方式)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纯正网络犯罪的区分。电信网络诈骗往往表现为共同犯罪或高级的犯罪集团,既要严格掌握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以及具体形态,也要依照规定解决共同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准确体现从严打击精神。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共犯的意思联络、关联犯罪的明知等认定问题,要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理念,由客观证明主观,优化证明方法,合理运用推定制度。     

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防控——以新机会理论为视角

网络短视频平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新的环境，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链条延长性、犯罪数额累积性、犯罪手段隐匿性、犯罪对象广泛性等新特征。上述新特征与犯罪机会紧密相连，应借鉴新机会理论中的犯罪模式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与日常活动理论来探寻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成机制。针对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在减少新环境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机会的前提下，强化网络短视频平台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责任，提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体的犯罪成本与风险，营造安全规范的网络短视频平台环境。     

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侦防对策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域性职业犯罪,具体原因包括"互联网+"经济形态的发展,犯罪实施成本和犯罪机会成本低,传统侵财犯罪发生空间转移,犯罪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地域性职业犯罪特征包括:诈骗县、镇、村区域集中现象突出;作案手段呈现明显区域特色且相对稳定;犯罪过程分工精细,呈产业链形态分布。为有效侦查打击治理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侦查部门要建立高危人群数据库,加强高危人口管控;推进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的"三流侦查法",建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机制;加大互联网刑事法制宣传;依法从严、全面和准确惩处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消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土壤;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色产业链;加大针对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开展相应预防措施的力度。     

电信网络诈骗防治视野下伪基站犯罪治理

随着以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在拥抱信息社会诸多机遇的同时,作为主要风险之一的网络犯罪也呈现日益蔓延的态势,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为突出.其中借助伪基站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上升明显,占比迅速增高,构成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基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综合防治策略,全面阐述伪基站的技术原理及其类型,重点归纳伪基站犯罪的司法现状及其成因,进而力图在本质上揭示伪基站犯罪的司法困境并提出科学理性的司法建议.同时,还应在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 网络安全的行政监管及侦查执法的机制建设等层面就伪基站犯罪的防治进行体系化跟进.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论罪名解释权的归属

修订后的刑法分则条文对于罪名未采用标题明示式,且主要采用隐含式,即隐含在罪状的表述中。罪名是罪状的抽象,是对犯罪的本质或主要特征的概括,是刑事司法实务中认定和处理每一起刑事案件不可或缺的法律武器,它不仅是一     

略析国际海上犯罪刑法适用

国际海上犯罪国际刑法适用模式有两种 ,一般采用间接适用模式。国际海上犯罪中国刑法适用一般规则 ,首先是确定国际海上犯罪刑事管辖权和剖析国际海上犯罪行为特征 ,然后比照中国刑法有关条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特征 ,离解国际海上犯罪整体行为和整合国际海上犯罪具体行为 ,依照中国刑法确定其行为性质 ,如是就可以准确认定其中国刑法规范的罪名。     

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

恐怖活动犯罪是当下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特点是从严从重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侧重于打击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注重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经济制裁,并且以普通的刑事罪名抗制恐怖活动的实行行为。完善我国恐怖活动刑法制裁体系,应进一步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效,完善刑法典中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体系,增设独立的"恐怖行为罪",并适时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增设相关特别恐怖活动罪名;协调刑法与反恐怖法的关系,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