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法律多元主义及其中国语境：规范多元化

法律多元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各国法治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当代中国自上而下推行法治,法律规范创制体系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但现代社会中民间法的超强生命力、道德的法律化、法律原则的普遍适用等现象冲击了制定法的中心地位,法律规范的创制体系也由此趋于多元.这种多元主义法律观对当代中国的法治运行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本文在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三种典型的理论范式的基础上 ,理性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二元对立的关系范式的社会机理 ,探讨了这一近代法哲学分析范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 ,提出应当重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范式 ,建立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并将这种互动机制作为法治生成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实现我国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治、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监控、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法治整合。     

论调解与法治的排斥与兼容

调解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走向深受治国基本方略的影响。传统调解服务于人治的治国方略,与法治相排斥。现代调解建立在法治主义之上,服务于法治的治国方略,与法治相兼容。当代中国调解一直趋向法治化,立法者在做调解与法治兼容制度上的努力,司法者在做调解与法治兼容方式上的探索。当代中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新兴法治国家,一方面,德治调解理念仍然盛行;另一方面,不与法治完全兼容的调解制度仍然存在。实现调解与法治的兼容,一是需用法治调解理念更替德治调解理念;二是以现有诉调对接机制的探索和完善为契机,用法院和解制度取代法院调解制度,促成中国调解的现代转型。     

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之矛盾分析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塑造现代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中国法治建设呈现巨大创新乃至现代     

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法治的本质是程序之治,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至今,我国在程序法治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的过程,人们也就没有自然地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了程序正义在中国的实现途径。     

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

以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为素材,本文力求从法律人/政治家的视角来思考影片展现的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的问题、难题和意义;特别是分析了包括法官职业化在内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与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指出必须从当代中国的政治视角来深刻理解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     

法治国家中权利本位的理论意义

法治是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权利本位是人们重塑现代法律观念的要求,其取向是健全法制和发展法治的途径,是法治国家的明显特征。在当代我国,强调权利本位的,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也是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有利于法治国家公民意识的完善。     

法律下的中国：一个构建法治中国的法理议题

构建法治中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从法律的规范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共同体,显示出其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等视角在方法论、内容上和目标上的差异。法律共同体揭示了公民身份对法治中国的构成性功能。法律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处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宪法建制与公民忠诚、全球规则与中国国家行为等关系,破解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集体能力低下的历史悖论,创造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总体性方案。     

论我国社会转型对法律治理的挑战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它对法律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法律与社会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完善法律治理措施,才能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治纲领,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宏伟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法治＂。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内涵和对策。     

徽州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从“杀猪封山”看习惯的存留与效力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法律渊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朝廷律令之外,传统习惯曾经是调整人们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的重要渊源。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习惯在当代中国农村是否还存在?习惯是否与现代国家制定法相冲突?其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法学研究的重视。通过对徽州农村民事习惯调查中的个案分析发现,在当今徽州农村仍然存留着大量的传统习惯,有些习惯甚至发挥着重要的法律效力。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发挥习惯的法律效力,探究那些“被冷落的真实”,为农村法治建设的发展寻找传统的动力。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民主宪政：转型期中国法治进路的模式选择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代中国法治也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型法治向现代型法治的创造性转换。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日趋完备的法律体制和日益健全的法律制度,正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中国的法治之路还只能说刚刚开始,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宪法和法律远没有真正树立起应有的权威。从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笔者认为:实施宪政才是转型时期中国法治道路模式的理想选择。一、民主宪政为何在中国未能实施(一)法治意识薄弱,是民主宪政未能实施的观念…     

和谐社会法治精神的发掘与锻造——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与整合

本文通过分析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和矛盾,指出现代中国虽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的场景与古代已经截然不同,但儒家的人本思想、以礼入法、和谐思想、慎刑思想仍然是当代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值得发掘和继承的重要法治源泉。     

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

社会自治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它是人民在将必要的权力交给国家后,由自己保留行使的权利。社会自治权之所以正当,其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具有决定自治事务的权利,是真正体现民主制度的要求和反映。现代法治国家,社会自治权的功能在于对抗国家公权对社会的挤压与侵蚀,与国家公权构成分离与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历史是一个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缺失的历史。重构中国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的法治系统,必须在政府自律的基础上,根据法治理念的指导,在宪法的框架内,改造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的关系,并以完善的司法运作保障社会自治权的行使,以抗衡国家公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不当干预。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略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以当代法理学基本问题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中国当代法理学的两难处境及其基本问题。中国当代法理学不同于西方当代法理学,其基本问题乃是建设现代法治秩序和接续新旧传统。只有夯实自己的法治根基,才有能力应对当代风险社会的新挑战。     

法治与人治(摘要)

为政的核心问题在人与法,也即人治与法治之间互相牵涉的关系,其关键在两者重点的偏差。以今日的社会为据,重法治的社会的确较重人治的社会有秩序,效率高,经济发展快,国家似乎也较强。这正符合了中国法家的论说:以法为政的国家必强。今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政策着重法治。着重法治的作风在西方由来已久。西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