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新试验？议题互嵌、机制关联和公民社会兴起——以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为例

全球化的深入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回应性和有效性。当前,问题领域之间分野日益模糊,不同问题结构之间的交叠区域日益扩大,议题联系方式千丝万缕;其次,作为全球问题应对手段的国际机制和治理框架调整滞后;第三,在国际结构“解构”下,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登上国际舞台,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本文以贸易议题和气候议题的“互嵌”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两个议题面临的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及行为体互动的图景,以期描画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新方向。本文最后将针对这种趋势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方式提出建言。     

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相对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意味着研究范式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的若干事件暴露了传统理论的弱点,促使部分学者重新讨论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从而产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提出了新的研究范畴、核心概念和出发点,追求全球的角度、历史的眼光、跨学科的方法。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若干有影响力的理论假说。在政治经济分析不断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消除国际与国内问题研究的界限正在成为新的兴奋点。     

数据民族主义：驱动逻辑与政策影响

数据本地化和数字保护主义正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数字经济的重要议题。数字数据是一种战略资源,一些国家通过相关政策争夺数据所有权,数据议题日益与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数据民族主义由此产生。作为一种由市场、社会与国家等驱动逻辑共同促成的复杂现象,数据民族主义关注数据的排他性控制权,具有明显的政治回应性、国家中心主义和议题拓展等特征。数据民族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客观政治现象,也是对数据领域全球化与国际权力争斗的一种反应,对全球数字贸易制度、国家主体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大国互动都有较大政策影响。中国和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数据民族主义的必然性,预防其潜在风险,关注其合理诉求,维护各国数据治理自主性,约束数据处置流程中的封闭化和政治化倾向,倡导负责任的数据民族主义,在主权、能力、安全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积极推进全球数据治理。     

试析议题设定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和议题对国际体系的重构进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的变革均产生重大影响。全球治理作为解决全球性议题的主要路径,随着议题的不断更新变化也呈现出新发展与新模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试图从问题变化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剖析当前治理模式转变这一重要特征,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借鉴与思考。     

金融政治学:地缘政治竞争下的新议程

金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已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内涵和边界。但是,由于其诞生和发展植根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议程在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及其所导致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策调整上仍存在局限,尤其是对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层面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关注不足。作为研究方向和研究议程,“金融政治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囊括和融合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金融议题,尝试对政治和金融的关系进行更加系统的探索。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和地缘政治博弈回归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政治学核心议题至少包括五方面内容：支撑中国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最匹配金融体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最佳系统性策略,提升中国国际金融权力的最稳妥金融方略,应对大国金融博弈和国际金融制裁的最有效手段,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有序变革的最可行路径。     

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的论战——学术分野、国家地位与中国议题

历史传统、学术文化与国际地位的差异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之间明显的学术分野。英国学派更具有体系与制度的批判精神,美国学派主流理论霸权护持心态较为明显。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美国学派处于普遍失语状态,而英国学派则给予了及时、建设性的学术反应。中国学术界必须清算美国学派的不适当影响,建立更具广泛性的借鉴性知识体系,提出更多具有创造性的中国议题与中国命题。     

为什么没有英格兰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英格兰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内含重要的经济要素,但该学派未能发展出系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英国学派的比较表明,主要原因在于英格兰学派在学科定位、思想来源和研究议题上长期形成的思维倾向。在学科定位上,该学派坚持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是当代国家间政治关系;在思想来源上,该学派注重从国际法、政治哲学和世界历史成果中汲取养分;在研究议题上,该学派集中关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战略维度,探讨社会、制度、秩序三者之间非经济的关联性。鉴于英格兰学派与英国学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可兼容性,二者难以实现深度融合。与英国学派进行对话并适当扩展自身的研究议程,当是英格兰学派今后发展优先考虑的方向。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特点与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寨卡病毒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卫生问题不仅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且日益占据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优先议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和扩散对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全球卫生治理呈现出治理行为体多元化、治理层次多维化、治理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全球卫生治理也面临卫生问题政治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多边机制双边化等挑战。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建墙"和"甩锅"思维,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持续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才是国际社会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努力方向。     

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

与中国物质性崛起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思想性崛起的追求也日益提上日程,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最初的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后来的自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阶段的发展,目前正迈向构建"上海学派"的道路。浮现中的"上海学派"以"共生"概念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以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议题关联等为外围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它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具备宏大的历史视野,且致力于对国际关系各议题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理解,以期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地方发展。但由于核心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研究方法尚不够发达、研究平台和研究团队尚不够强大,"上海学派"的真正形成仍需较长时间。"上海学派"的未来构建需要围绕"国际共生论"发展出其核心理论体系,需要秉承"共生"精神实现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还需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做实研究平台、夯实研究团队、充实后备力量。     

全球治理的最新发展和理论动态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治理议程中最受关注的两大议题。然而,尽管G20一举跃升为世界金融治理的主要平台和重要机制,并在协调政策方面取得些微进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依然未能走出僵局。本文结合当代全球治理的一些新发展,思考和分析全球治理理论范式和理论动态。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的“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研究——张小明教授访谈

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给予了较多关注。目前,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已超越初期的译介与评述,正进一步深化,并尝试结合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实践及思想资源进行创新思考。因此,有必要对国内相关研究情况进行阶段总结,例如,"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兴起背景是怎样的?国内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不同侧重点有哪些?已有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如何看待此研究的发展前景?为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刘毅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美国与东亚关系、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等,著有《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等;译有《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历史与理论》等。     

不同理论范式下的能源安全观研究

能源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安全问题涉及的领域很多,研究视角也日益宽泛。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对能源安全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分析视角。无论是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几大范式对于能源安全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乏明显的片面性。因而,我们在树立新能源安全观的过程中,应该对这些认识综合起来加以运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国能源战略较有裨益的建议,有效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     

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冲突相比,网络空间冲突具有行为体多元化、进攻手段快速更新、冲突后果不可预知等新特点。这导致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面临认知分歧严重、规范难以有效管辖、威慑无效和"结构性难题"等现实挑战。因而,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通过国家间务实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并培育合作、共享的治理文化。作为全球网络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治国理政的总体视野出发,审时度势、主动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论断。经过几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从目标、理念、议题、思路和路径等维度初步构建起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布局。这一全球治理蓝图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基础;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累全球层面的道义影响;强化国际议程设置和政治动员能力,合力推动全球问题的治理进程;加强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储备,为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

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学先后经历了宏观层次的范式辩论和中观层次的开放经济政治学两个学科发展阶段。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又一次重塑了国际经济秩序。由于支持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研究路径的单极霸权结构逐渐坍塌,学界开始全面反思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在新时代的局限性,并试图重新找回体系结构、国家权力和理念冲突等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塑造作用,并且强调由"方法导向型"向"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转变,这促使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知识浪潮的到来。     

碎片化政党格局下德国绿党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2017年联邦大选之后,德国出现了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两大主流政党走衰,而绿党则在这一政党格局下实现了强势崛起。其中的原因何在?在"议题所有权"视角下,绿党长期关注环境和气候议题,拥有气候政治的议题所有权;两大主流政党借助其在国家治理和国际话语权上的优势,不仅在国内政治层面努力推动气候治理,而且在欧盟和全球层面积极作为,是气候政治议题的关联所有者。当气候政治议题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时,议题所有权的关联性维度发挥作用,为绿党重新挽回了混淆了政党偏好和议题所有权的选民。而两大主流政党在气候政治议题上"能力"的折损也为绿党的崛起提供了空间。由于气候政治议题的全球属性,崛起后的绿党不仅会在国内治理层面发挥作用,还会努力增加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人、文明体与国家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结束,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之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似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学术界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等关于文明的观点,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表现出高度关注,可能还与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其文明经验与所强调的道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有巨大差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重大议题的解释效力不大,而建构主义及文明学派强调文化、观念等“软”的方面,似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存在着产生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然而,建立中国学派,必须借鉴新的学科和引入新的研究工具。国际关系研究并无自己的方法,它是不断借鉴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因此,若无新的工具和新方法的引入,建立新学派的想法只能是纸上谈兵。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学派的建立问题应从应然（应当如何）层面的讨论转到实然操作层面,即尝试引入一些新概念工具和解释一些实际问题。本期刊载的这组“人、文化与国家行为”专题论文,将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便是这个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