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君子人格与现代公民道德建设

儒家君子人格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仁爱"的道德品质、"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进取有为的入世精神等,其对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应合理继承儒家君子人格中的精华,弘扬儒家君子的博爱情怀,培养现代公民友爱互助的道德风尚;弘扬儒家君子"义以为上"的取利思想,培养现代公民扬义又不贬利的新型义利观;弘扬儒家君子进取有为的入世精神,培养现代公民自强不息、刚毅有为的道德品质;强化儒家君子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培养现代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君子:另一种先知

狄百瑞认为儒家君子与犹太先知有许多相似,他们都宣告真理,受天命为百姓发声,对统治者提出警告,但是儒家君子的身份和使命在世俗和神圣两个层面均缺乏合法性,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统治者的认可,从而难以履行自己的使命,这是历史上儒家的最大困境。傅永军认为狄百瑞把犹太先知与儒家君子相类比是错误的,因为犹太先知秉持的最高理想是追求真理,而儒家君子则把成为帝王师和君权谋僚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路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儒家君子所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失去帝王的信任。借助斯宾诺莎对犹太先知的辨识,通过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对儒家君子的考察,我们看到犹太先知并非真理的宣告者,而儒家君子却是真正的先知,他们并没有狄百瑞和傅永军所说的困境。上述两种比较皆非基于真实的前提。     

儒家理想人格学说与现代领导者人格塑造

儒家倡导和推崇两种理想人格:一是"君子人格";一是"圣王人格"。它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追求。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要探寻传统与现实的契合点,促成儒学与现代领导学接轨,合理设计和努力塑造现代领导者的理想人格。     

儒家君子思想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儒家君子思想承载着民族最深层、持久的精神追求,对道德教育和文化重建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儒家将君子思想内化为人们价值认同的体系和方法,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挖掘君子思想积极内核,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优秀传统文化支撑和借鉴。     

君子:先知还是师儒?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把儒家君子等同于犹太先知,认为儒家君子拥有犹太先知的两个基本品性:个人心灵自由和超凡魅力。因此,儒家君子应该像犹太先知一样,承担宣昭真理的职责。借助这种阐释,狄百瑞断言,传统儒家的困境在于:儒家君子批评朝廷的不义,为"天道"代言,但儒家的使命既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也没有宗教超越的依据,从而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身份困顿和使命幻灭双重打击。狄百瑞的观点并不成立。犹太先知和儒家君子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知识分子。犹太先知处在上帝与君王之间,能够与上帝直接沟通,是天意的知晓者;而儒家君子则是一些精通历史、典籍、礼仪和伦理纲常的知识分子,是圣意的顺从者。儒家君子只能担当"师儒"角色,成为"帝师"是他们的最高理想,而犹太先知更类似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政治统治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持批判态度,代表着永恒的"大道"和天地良心。     

儒家道德文化与当代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育

儒家道德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内容博大精深,其中的精华对当代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儒家崇尚君子型人格、希圣希贤,力求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弘扬仁爱、道义的道德志向,心忧天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的道德精神,等等,为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的确立、道德意志的培养、道德责任的培育、道德品质的提升、道德行为的养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易》的君子观

《周易》关于君子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它透过纷繁芜杂的宇宙万象,探究其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湛命题,秉持"天人合一"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倡导君子应该法天则地,践行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培育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努力追求"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构建了综合百家、超越百家而又独具特色的易学君子观。《周易》的君子观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孕育、嬗变和升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今对我们仍有积极的启发和教育意义,其当代价值弥足珍贵,应予以深入发掘、大力弘扬。     

论儒家的自强观

<周易·乾卦·象辞>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患.""天行健"是比喻,"自强"是核心,"不息"强调的是持续性.在这句话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自强"."自强"代表着儒家的普遍观念,表达的是积极进取的精神."自强"首先表现在独立性上,表现在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自主上.在生活道路上只有自力更生,临危不惧,勇于殉道,才能保持独立性     

普照的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

用"普照的光"来表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是最贴切不过的.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第一个层面,价值层面,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正因为如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价值内核,集中体现着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指向;第二个层面,科学层面或者说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层面,即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历史视野,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想不再仅仅是一种价值悬想,而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可以用来说明和把握历史、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     

论荀子礼义观与君子人格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荀子是儒家学派重要的思想家,通过阐释荀子“化性起伪”的礼义之要途、“守静持学”的礼义之功夫、“重义思利”的礼义之核心,探究如何培养出“至善”“不苟”“以义制利”的君子对于注解荀子哲学乃至整个儒学都具有理论价值。君子“全而粹”即内外兼修,即对道德品格和实践能力的双重关注对于当代青年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