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始于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与动荡的中国一同经历了几十年曲折迂回、欲死还生的艰难历程.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在政坛上的复出不仅给多灾多难的中国带来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而且以其卓越的思想和理论以及在此指导下的行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后二十年较前八十年质与量的超越.     

应对与变革：加入WTO以后中国的行政法制

对于中国而言,加入WTO,具有多重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到行政法制领域,更是如此.我们一定要以加入WTO为契机,从统一、透明、独立性的要求入手,努力搭建中国的行政法制平台,改革行政法制中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内容,推进新时期中国行政法制的建设.     

中国法制理论四十年检讨(下)

三、矛盾的狭谷中国法制理论之所以落后与贫困,又是与它长期处于矛盾的狭谷之中有关的。而长期处于矛盾的狭谷也表现了中国法制理论的落后与贫困。要振兴和繁荣中国法制理论,必须走出这矛盾的狭谷。基本的一个矛盾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衡量一种法制理论的价值如何,主要一个标准是看它对法制实践是否发生作用、发生     

《法律体系是怎样炼成的》系列之一上世纪80年代,改革起航的立法奠基

1978年,刚刚摆脱“文革”浩劫的中国,面对的是一片法制废墟.新中国建国初期创建新法制的努力,早已被一系列政治风浪摧毁,整个国家只残存一部宪法和一部婚姻法,且名存实亡.泱泱大国,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法制改革与法制现代化

(一) 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历史地把法制改革纳入了中国全而改革的大潮之中。法制改革,作为革除法制领域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传统因素的历史性变革,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腾飞的翅膀。     

对新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反思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呈现出若干相互关联的风格或特征,呈现出供给主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等三个基本特征。供给主义是指由国家通过立法满足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制度需求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它以“供给创造需求”和“立法为惟一法律”为前设。威权主义是指依靠强大而有权威的政党和政府来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精英主义是指由政治法律精英在政府之内代表政府或在政府之外协助政府领导和推进法制现代化事业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这些特征既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在目前阶段上取得相当大成功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已展现出来的种种困难和将来所面临的诸多风险的症结之所在。     

梁启超法学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梁启超法治思想与宪政主张是中国近代法制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宪政的设计和推动促进了晚清政治和法制改革,他改革司法制度、倡导司法独立的主张和实践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光谱学视角看《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

法制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文章从光谱学视觉分析评价布雷恩·Z塔玛纳哈的《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展现了法治在历史、政治和理论光谱中的定位,并提出“给法治一个适当的定义”.     

中古法制文明论——以“法理”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中古时期,法制文明获得突破性发展。无论是法学理论还是法典编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而"法理"概念的提出则为此时期法制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中枢环节。为满足解决秦汉法制困局之需要,在汉魏以降政治、学术环境熏陶之下,"法理"概念应运而生,这是中古法制文明演变中的一件大事。中古法学以"法理"为法律之本,以论理辩难的逻辑方式求贯穿法律之通理,将先秦法哲学的宏大论述与秦汉法律注释学的微观考证连成一体,促成了古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完整与成熟。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古律令制度的系统化与完备化,对中古法制文明之演进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今日之法学研究亦颇具启示。     

法制现代化论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已被载入《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预示着,在世纪之交,中国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迁,将步入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法制现代化”是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当看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与西方国家17、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建构的思想渊源及其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理论构想源自三民主义及其派生的权能分别、五权宪法、党治和训政理论。这些理论深刻影响了立法院的立法理念、目标、策略、技术和路径,并决定了立法院的性质、功能及运作模式。这些理论吸收了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精华,并注重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启了传统政治理念和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但同时因为上述理论在实践中遭到误读、扭曲和异化,中国近代的政治和法制现代化进程始终游离于宪政架构之外,与革命者的初始目标渐行渐远。     

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之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法制思想,乃是这场法制变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分析研究邓小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邓小平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基本目标、价值取向、模式选择等方面的理论见解,进而强调必须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推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民主政治--现代法制的政治前提

民主政治以个人自由为中心价值取向,自由与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以自由为中心价值取向的现代政治与现代民主法制具有着有机联系,它构成现代法制的基础,为现代法制的建立提出要求,现代法制又为这种民主政治提供根本保障.     

县司法局设置法制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的法制建设在县域政治生活中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市(县)已经陆续开始在司法局或县政府单独设置了专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承担起政府的法制工作和执法检查的重任。法制工作机构到底设在哪里合适,是当前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认真对待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

2006年,两位学者提出了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这种新观点可能受制于一种“新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法律范式转换理论并不能直接嫁接到中国法制现代化理论上。如何在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品格的自反/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理论,是需要学界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上)

中国30年来的法制变革,是在错综时空条件下,一种基于世俗理性主义的政治选择,演绎的是一部中国法的世俗化理性主义运动,一种关于中国法制、政制和政治正当性的文化建设,旨在藉由法权安排的抽象一体性重整社会,救济政治合法性,回归常态政治。执政党的政治策略考量与社会进步的自发要求两相交叠,中国文化关于人世生活的秩序想象和人间秩序的道义追问表里为用,共同塑造了30年的法治轨迹。同时,随着大国的成长进入思想视野,对于世界体系的重构性阐释逼迫着中国心智做出有效回应,法治不再只是表彰政治的德性,承载公民理想对于政制进行规训,而且成为构建中国国家实力的重要方面,乃至于文明忧思的对象。由此,法制或者法治成为一种国家资源与国家战略,也是文明憧憬与文化正当性语境中关于中国人世生活的自我理解。     

法治本土资源抑或法制本土资源

从法治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来看,中国并不存在法治的本土资源,但是为部分学者论述适用的本土资源,的确在法制的建立过程中应当起到重要作用。要最终实现法治必须通过法制现代化的方法,将民间法吸纳于国家法,但这种理念完全与"法律多元"主张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存的理论相悖。     

我国公安法制工作创新之历史考察(1949-1978)

公安法制工作的建设和创新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制度创新和整个公安工作的建设与创新同步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为依据,根据建国后国家各个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改革事业的发展,我国公安法制工作创新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安法制创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公安工作实践中逐步展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公安法制创新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推动我国公安法制的建立健全,正是几十年来公安法制工作者的孜孜以求、不断创新加速了我国公安法制建设的进程,为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安法制部门在长期的工作创新中也总结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阶段性成就和基本经验对于未来公安法制工作的再创新和再发展弥足珍贵.     

传统法律观念的现实存在和影响——兼论法律观的现代化

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法制现代化不仅受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的直接支配,同时亦为历史传统所深刻制约。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学,不但要从我国的现实出发,而且必须对法律观念和理论,尤其是对源远流长的传统法律     

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孙国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我国法理学的发展，首先应研究我国法理学所面临的任务。我国法理学面临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提供基本的法律理论，在政治。法律方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