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信任视角下邻避冲突的生成机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作为暴力式的群体性事件,邻避冲突容易造成社会局部失稳和资源浪费。制度信任与邻避冲突存在着紧密的交互关系,因此从制度信任视角出发,借助制度信任的分析框架,探究邻避冲突的生成机理,是剖析邻避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国邻避效应的解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

当前我国邻避效应事件频发,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我国邻避效应产生的原因发现: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谣言传播的条件组合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效应而言,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是污染类邻避效应和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谣言以及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是风险集聚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我国邻避效应的化解需要针对这些条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价值、理性与权力:“邻避式抗争”的实践逻辑——基于一个核电站备选厂址的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核电站备选厂址的案例揭示"邻避抗争"动力机制。笔者认为,推动"邻避"事件不断发展的动力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所激化的矛盾,也不仅仅是环境权益维护者对行政权力独大的抗议,更不是居民无理性的情感宣泄,而是被一个由"价值-理性-权力"构成的复杂链条的交互力量所主导。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在其价值观指引下对核电站选址问题进行着迥异的性质认定,为后续的行动提供"基调"和必要的情感准备,而行动者在其理性权衡下做出的行动策略又起到了再平衡的作用,最终权力间的相互制约性运作对整个"邻避"事件的结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路径与后果

立足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探索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旨在发掘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的生成路径与后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因素归纳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庇护/组织管控"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规制/团体缺失"。相应地,计划经济时期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这种风险则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路径主要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社会冲突的"话语博弈—利益对立—公正偏倚"。这种制度性风险形成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再生产:风险应对机制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失信的专家系统",导致民众感知风险日益增长;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每一社会公众最终都是风险的受害者。     

风险认知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整体性分析框架

邻避冲突是社会治理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现有邻避冲突研究大致形成了"影响因素-互动关系-行为动机-技术工具-内在机制"的研究谱系,但邻避问题离不开公众对邻避设施的认知,现有研究却缺乏将外部客观影响因素与公众主观认知结合起来的分析。本研究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事件为例,通过对案例素材和访谈资料的详细分析,提出了个体风险认知评估和风险感知情绪引致邻避冲突的三个研究命题,并由此构建了整合性的邻避风险认知分析框架。将邻避冲突置于"主体-客体-场域"三要素闭环内,围绕影响因素这一内核,从风险认知视角探究风险认知评估与风险感知情绪双路径诱发邻避冲突的过程机制,为邻避冲突提供机理性解读。该分析框架在补足现有研究短板的同时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几点启示:重视事前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关注地方民众的情绪调控,及时回应地方民众的利益诉求。     

邻避冲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邻避冲突是指由邻避设施所引发的,居民有组织地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手段向党政机关或者运营商表达意愿、提出要求,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或者活动。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呈现出发生频繁化、对象广泛化、过程组织化以及目的政治化等特点。邻避冲突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更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造成了危害,必须从建立健全协商机制、完善风险消减机制、加强舆情回应和监控机制、依法治理邻避冲突事件等方面入手提出对策。     

公共服务下沉过程中的“邻避冲突”——以N市S社区养老服务实践为例的研究

“下沉”成为新时代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试验田。但这种“下沉”与政策失效、形式主义、资本介入等相互交织,激发出由公共服务对居民日常生活渗透所形成的新“邻避冲突”。围绕N市S社区养老服务实践的三起邻避实践,可以窥见公共服务下沉过程中“邻避冲突”呈现的新逻辑。“邻避冲突”缘由从“短期建设”演变为“长期服务”,抗争主体从“社会共同体”回到原子化家庭和个体,抗争行动从“一致行动”转变为“分化零碎”。与之相对,政府的行动边界也发生了改变,公共服务外包引发了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权责关系不明的“三角债”,由此衍生出成本上升与矛盾激化并行的“服务空转”。“邻避冲突”的转变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新挑战。     

风险建构、地方性知识与邻避冲突治理

如何有效地治理邻避冲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地方政府通常基于公共利益和专业知识来推进邻避设施的选址与建设,而公众通常将邻避问题置于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风险感知中加以考虑,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生产方式来建构风险议题。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政府与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形成了风险异议,进而产生了邻避冲突。要有效破解邻避冲突僵局,就要强化基于风险沟通的合作性知识生产方式,促进政民之间开放性、审议式的良性对话,同时警惕权力与技术的合谋,重塑公众对政府风险监管的信任。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邻避冲突与治理机制

邻避冲突表面上看是公民对邻避设施产生的负外部性的一种理性抗争,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动员和社会政治过程,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非正义性的反映。环境正义理论包括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由于环境权保护不力、环境信息不公开、公民参与缺失,导致环境风险分配不均衡从而引起邻避冲突。因此,需要通过环境正义定量评价实现承认正义、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实现程序正义、通过利益补偿和社区回馈实现分配正义,防范和化解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邻避冲突。     

空间挤压与认同重塑:邻避抗争的发生逻辑及治理改善

本研究以"空间、空间的表征、权力符号、行动者"为分析背景,从"价值-利益-风险"角度阐释了政府、开发商、居民不同的空间定义,提出了空间挤压的分析思路,并以此为框架对10个典型邻避事件的发生机理进行案例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政府对公共生活的制度性安排面临着多主体价值导向、利益识别、风险分配等内在差异的结构性张力,应当从价值融和、利益补偿、风险化解三个维度建构政策共识,通过重塑居民的政策认同提升公共项目的合法性并化解邻避抗争的社会稳定风险。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