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

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本文检验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对于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少子女家庭、城市家庭、汉族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多子女家庭、农村家庭、少数民族家庭。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期望不会受到子女性别的影响,但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期望中依然存在着男孩偏好。     

中国家庭财富新动向

正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44197元,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分别为208317元和64780元。六成财富是房产,三成家庭有汽车。家庭人均财富超过14万元城镇家庭人均财富是农村家庭3.22倍中国家庭财富存在的两个差距:·城乡差距——城镇家庭的     

失独家庭社会风险成因分析与防范措施构建

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的离世将导致家庭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在失独家庭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根据群体的接纳目标与个体的吸纳目标的不同,可以将失独家庭的社会风险划分为集体风险与社会风险。导致失独家庭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失独家庭的边缘化困境、失独者自组织形成,政府扶助力度较弱,失独家庭权益保障乏力等。要化解失独家庭的社会风险应从改善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出发,解决失独家庭边缘化困境。政府应该构建与失独家庭的交流平台,妥善处理失独家庭的诉求回应、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意识,加大对失独家庭的扶助力度,防范失独家庭社会风险的传导及其爆发。     

父母在家庭余暇活动的参与对分隔家庭的家庭凝聚力的影响

随着社会变迁,香港有不少家庭家人未能经常同住,部分的家人往往被排拒于家庭界线之外,学者指出共同的兴趣和活动是重建家庭界线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从儿童及青少年的角度,去探讨在香港家庭余暇活动与分隔家庭的凝聚力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分隔同住与家庭凝聚力有负面的相关,而没跟孩子同住的父母亲在家庭余暇活动的参与有助于提升家庭凝聚力,没有跟孩子同住的母亲的家庭余暇活动参与明显高于没有跟孩子同住的父亲,而这较高的参与亦有助于抵消家庭分隔的负面影响。     

家庭消费的廉政审视

家庭消费的廉政逻辑是家庭消费反映收入差异,折射家庭成员的清廉程度;家庭消费体现消费道德,映射家庭成员的品行操守;家庭消费融合身份地位,增大家庭成员的廉政风险。家庭消费可以反映腐败的蛛丝马迹:家庭人情消费是腐败的温床,家庭奢侈消费折射腐败影子,家庭消费与职务消费容易混同。因此,需切实加强家庭消费的廉政建设,自费消费,杜绝腐败;适度消费,抑制腐败;道德消费,防范腐败。     

孤残幼儿家庭助养内涵解析——基于大庆市孤残幼儿家庭助养实践思考

家庭助养作为"类家庭"社会救助的补充和延伸,有利于推进孤残幼儿家庭社会化的进程。文章基于大庆市对孤残幼儿家庭助养实践的思考,肯定取得的成绩,剖析家庭助养实践中存在的认识理解偏差,在此基础上,对家庭助养这一新的"类家庭"模式的内涵进行解析,以期发挥家庭助养的应然实效,促进幼儿早期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欧洲的家庭发展政策及其借鉴价值

家庭发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应对家庭问题,欧洲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家庭发展政策的探索,近年来,其家庭发展政策的内涵及实践更趋于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为数不多的福利增长领域,对老年人照料更加强调家庭责任,家庭管理的机构化趋势明显。我国的家庭结构变化趋势与欧洲基本类似,为此,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通过健全政策体系、创新政府管理体制、营造社会氛围等,实施支持家庭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切实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临时主干家庭”: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动与策略化——基于N市个案资料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N城15个家庭及其成员的观察和访谈,发现了"临时主干家庭"这种新的家庭结构形态。在这种家庭形态中,家庭结构出现了时空分离的现象,家庭结构的选择成为一种家庭策略;而具体的家庭结构的形成反映出了满足个体需求、代际不平衡、女性主导以及"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建构逻辑。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家庭因素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家庭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家庭的广泛性以及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受父母素质、家庭组成结构和家庭收入状况的影响,对此我们要重视对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提高父母素质,营造良好的家风来解决家庭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

本文通过分析两代人在家庭主义认同的不同维度上的代差与代同后发现,青年人对于家庭主义的认同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导致青年人身上出现了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青年人更多地强调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这有别于父辈认同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传统"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有力佐证。     

“国际家庭年”

1994年是“国际家庭年”。 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并确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家庭年的主题为:“家庭:变动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3年第48届联大上说,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家庭塑造和养育着我们,我们要依靠家庭的集体精神,团结精神及其支持。目前,地球上已有10.3亿个家庭,到2000年将发展到16.8亿个。随着社会的变化,许多新因素都会对家庭造成影响,使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如: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离婚率普遍上升、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等等。这些家庭问题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并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基于多子女家庭的分析

家庭教育投资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直接原因,家庭对不同性别子女投资的差异是造成教育性别差异的重要机制。以往针对教育投资的研究主要探讨家庭间的投资差异,对家庭内部不同性别子女间的差异缺乏关注。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多子女家庭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农业户口家庭的教育资源分配显著向男孩倾斜,而非农业户口家庭的教育资源分配则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中的女孩反而获得更多的教育投资;农业户口家庭之间的教育投资性别差异存在异质性,对男孩的教育投资倾斜主要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性别观念更传统的家庭中。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与性别观念平等化,由家庭产生的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将逐渐减少。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几个问题

建立于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家庭,根本不同于以往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家庭。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婚姻家庭方面还留有旧杜会的痕迹,克服这些痕迹,把我国家庭建成文明、民主、平等、和睦、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型家庭,是一项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迫切任务。实现男女平等,建立新型的同志般的夫妻关系,是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核心内容。建设社会主义家庭的目的是为了正常地发挥家庭的职能,使家庭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协调发展。     

美国家庭朝多样化演变

华盛顿专电 有2.4亿多人口的美国是一个由5700多万个家庭组成的社会。近20年来,这一社会最大的变化也许莫过于家庭的变化。经过性解放思潮的冲击和民权运动的高涨,美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已发生深刻的变化。那种男的挣钱,女的持家的传统家庭正迅速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双职工家庭,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家庭乃至同性恋家庭。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上海城镇居民调查

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对上海城镇居民的经验研究发现: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的影响同时存在;低教育背景家庭借助文化活动参与实现了文化流动,高教育背景家庭通过家庭文化氛围实现了文化再生产;那些低收入家庭通过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实现着向上流动。     

西方社会的“后青年”

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70年代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形态已经由传统的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向多样化的家庭结构发展,比如“混合家庭”、“独户家庭”、“合伙家庭”、“同性恋家庭”等等。这一情况似乎表明西方年轻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淡化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正趋解体。但是,最近西方一些人口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却表明,这种情况已发生变化,现在西方青年在成年后离开家庭的年龄越来越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家庭关怀度对困境家庭儿童受欺凌风险的影响

基于"困境家庭儿童健康问题研究"调查数据,探讨家庭关怀度对困境家庭儿童受欺凌风险的影响以及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与非困境家庭儿童相比,困境家庭儿童拥有更低的家庭关怀度,其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更差,受欺凌的风险更高;高家庭关怀度可降低其受欺凌的风险;家庭关怀度对困境儿童受欺凌风险的影响部分通过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中介起作用,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生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建议提升困境儿童家庭关怀度,改善其身心健康状况,以减少困境家庭儿童受欺凌的风险。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产生大量的双独家庭、单独家庭,不同家庭类型的变化将引起政策生育率自然回升,如果考虑到有部分家庭放弃生育二孩,则意愿生育率会低于政策生育率。本文从独生子女婚育选择的角度出发,使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由双独家庭所产生"4-2-1"家庭的数目受政策微调生育的影响较小,政策微调可以大幅度降低一孩家庭的比例,二孩家庭比例的增加无疑会降低家庭风险,且不会大规模地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因此,中国应当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增强人口结构的合理性。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离散及治理研究——一个村庄的微观透视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农民家庭的稳定与幸福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镇化给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难。乡城流动过程中农民家庭发生异化,家庭成员或留或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家庭离散虽然始于家庭,但要解决家庭离散问题,必须从制度入手,通过改变制度环境、实施制度关怀、实现多元合作治理,结束农民家庭的异态生存方式,给予其自由的迁移权。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民家庭的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而且也能为实现未来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家庭:如何面对挑战

在举世面临家庭问题挑战的今天,我国的家庭结构、家庭职能、价值观念、子女教育以及老龄问题等也都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联合国把今年确定为国际家庭年的号召在我国得到广泛的响应,家庭问题一时成为许多人士关注的焦点。 在日前举行的首都知名人士家庭问题学术座谈会上,联合国国际家庭年负责人索科尔斯基致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的贺电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贺电说:“在当今世界上,不管家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不管面临多少挑战,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依然是人类社会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