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合法性问题探析

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撞和社会缺乏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容纳民众的参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危机过程中形成的合法性,则带有与生俱来的弊端:过分倚重于意识形态、过分倚重于有效性以及带有明显的人格化取向。如何克服这些弊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条可能性路径。     

建构公共共同体:公共行政学合法性争论及其未来北大核心CSSCI

有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合法性危机,过往研究往往集中于讨论不同学派的对立与争鸣,其中暗涵了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源于多学派对立而不能形成统一学科范式的逻辑预设。事实上,公共行政学作为与现实行政紧密相连的实践学科,其合法性危机由政府合法性、学科合法性、以及知识对实践指导的合法性三部分的危机所组成。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不在于学科内部内纷繁复杂的学派,而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可以自洽地解释行政行为并对行政实践提出具有规范意义的指导,从而使公民满意。公共行政学中的管理主义、宪政主义以及公民参与理论对于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进行了不同尝试,但都存在逻辑悖论。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建构公共共同体,是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的可行路径,而这也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给予的启示。     

论我国公共权力合法性及其变迁——兼析重申官僚制的逻辑

当前政府在实践层面的某些失范导致了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回应公共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前提是厘清其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路径。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工业化转型决定了公共权力的变迁实质上遵循了韦伯式合法性的理论轨迹，延续韦伯式合法性路径需要理性制度与公共权力供求平衡为前提，这也是重申官僚制工具理性的基础。     

走向共和——从合法性视角看中国近代政体“激进”变革的原因

对于近代中国政体激进变革的原因，过去人们往往采取类似西方早期汉学界的“冲击-反应”模式加以解释，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将其主要原因归于孙中山等革命派，认为是他们的思想过于激进所致。本文从合法性分析的视角出发，把近代中国政体变革理解为传统政治合法性走向危机、倾覆并向现代政治合法性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外部的“冲击”固然是强大的变革契机和“第一推动力”，但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内部的潜在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变革中，维新派的康有为和革命派的孙中山等人实际上都是释放传统政治合法性危机、实现政体现代化的共谋者。因此，帝制合法性的消亡与民主共和制的确立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国政治发展可能面临的危机与对策

中国政治文化的四大优势本身也隐含着四大危险:权力腐败、资本专制、威权复活、自律迷失.这四大危险暗含着中国政治发展可能发生的四大危机:体制的合法性危机、政权的公正性危机、法制的权威性危机、文化的共识性危机.这四大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与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相结合.解决危机的对策是:实行民主问责,建立法治政府,大力整顿官治,重建新民文化.     

执政党的建设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合法性在现代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为有价值，其基础主要包括合’法I陛的理念基础、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和合渤}生的制度基础三个方面。我国现阶段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必须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才能加强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风险社会中政府的媒体管理和形象管理

风险社会的存在使政府面临众多公共性突发事件的挑战 ,如果处理不当会直接消解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因此 ,政府在现代社会必须学会危机管理 ,尤其要注意媒体管理与形象管理。政府应通过提高决策透明度和改善政府形象激励和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使政府的合法性得到巩固和加强。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释读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西方学术界广泛展开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的研究 ,其中以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哈贝马斯辩证综合地修正和重构了合法性概念 ,并且系统地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 ,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他的合法性理论结构宏大而又紧密联系实际 ,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分析的理论典范 ,也是研究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问题的一个理论支点。同时作为一位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仍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和不足之处。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构建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和保障。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域之考量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重要原因在于政治统治在正当性上滞后于时代发展和公民要求。化解合法性危机的必然路径选择是顺应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倡导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和协商。协商民主理论为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应普遍发展协商民主,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化解。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合法性探究及其现实思考

本文对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的合法性，包括其社会合法性、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进行了探究，即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管理以及与政府关系上的特点。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行业组织提出了相关建议。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治合法性：共产党执政建设的重要课题

“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政治合法性不是天然的和一成不变的，弄清楚合法性生成的基础和出现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以及制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策略，对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民主信任危机论析

当前，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民主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危机根由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内部的固有矛盾，危机引发民众的政治冷漠情绪，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动摇。     

论政府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政治责任

对危机事件进行管理,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保卫国家安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治责任是政府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首要责任,履行政治责任是政府合法性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民主政治建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树立政府权威的必然要求.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政府有控制危机蔓延、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责任.同时对于危机造成的后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