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犯罪本益论

扒窃犯罪是扒窃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表现。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其犯罪收益有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及心理满足。从犯罪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来控制、预防扒窃，应该严格公正执法，优化公检法职能机关对扒窃犯罪的诉讼价值；改变刑法对扒窃犯罪的惩罚标准，强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效率等。     

从“应得的惩罚”原则看我国的量刑原则

“应得的惩罚”的量刑原则主张刑罚的首要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一致性,保护公民的安全。这种正视刑罚的惩罚功能、注重对社会和被害人保护的观念对于我国刑法理论界过分追求刑罚的功利主义,为刑罚加载诸多不能协调之目的,导致刑罚的本质功能不能很好实现的情形,应当是一种有益的反思。     

扒窃犯罪本益论

扒窃犯罪是扒窃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表现.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其犯罪收益有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及心理满足.从犯罪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来控制、预防扒窃,应该严格公正执法,优化公检法职能机关对扒窃犯罪的诉讼价值;改变刑法对扒窃犯罪的惩罚标准,强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效率等.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论我国刑法中的邪教犯罪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刑法中的邢教犯罪进行了论述：（一）介绍了我国对邪教犯罪的立法概况及不同时期对邪教犯罪的打击情况；（二）论述了我国刑法中有关邪教犯罪的罪名、罪数及各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三）分析了在认定有关邪教犯罪时应当把握的法律界限；（四）对邪教犯罪进行刑罚惩罚的理解。     

试论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

探究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价值、刑法学界否认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原因以及我国刑罚惩罚目的的历史根源和伦理基础。刑罚惩罚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罚目的应以通过刑罚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论我国自由刑刑罚体系的缺陷及完善

一部良好的刑法典，其刑罚的轻重衔接必须符合相对科学、合理的阶梯性结构。我国有期徒刑上限偏低，致死刑与自由刑之间跨度过宽、衔接不当，有损刑法的权威性及刑罚结构的连续性，不利于惩罚及预防犯罪，致使对死刑过于依赖，故殛需改造我国有期徒刑的上限设置。提高自由刑的实际执行年限。     

构筑处罚法人犯罪的刑罚体系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是当前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争论的热点之一。肯定说与否定说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否定说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我国当前的刑罚体系中只有财产刑适用于法人,惩罚法人的刑罚方法单一。据此,构筑处罚法人犯罪的刑罚体系乃当前法人刑事立法的当务之急。本文拟就肯定法人犯罪为前提,对此问题作一番探讨。     

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构建我国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的思路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中犯罪单位的处罚只规定了罚金刑。单一的罚金刑对于单位犯罪的惩罚和预防均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以自然人为适用对象的刑罚体系基础上,构建以犯罪单位为适用对象的刑罚体系十分必要。其主要由刑事破产、执业禁止和停业整顿等主刑以及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荣誉称号等附加刑两部分构成。     

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

恢复性司法旨在恢复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被告人和社区创伤，恢复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模式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统一的。“双保护”原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首要原则，基本含义是未成年人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人，并使二者有机结合。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矫治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刑法谦抑主义包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三是刑法的宽容性。通过恢复性司法，犯罪人将不用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     

论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各国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日益宽泛,刑罚日趋严厉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过高,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措施呈现出明显的轻刑化趋势,似乎是不符合知识产权刑法规制的强保护政策,因而如何看待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入罪门槛”的规定以及我国刑法中的相关法律制度,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比例过高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刑法规定,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是我国刑法适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确立的重要刑罚制度之一。实践证明,缓刑制度在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加强犯罪改造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如果职务犯罪适用缓刑过多、过宽,就违背了宽缓刑事政策本意,就失去了适用缓刑制度的社会效能,还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论我国劳动犯罪的刑罚配置

[摘要]劳动犯罪与劳动相伴而生，刑法对劳动犯罪的规制是保障国家劳动管理体制正常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劳动犯罪的刑罚承担着实现刑法价值和劳动法价值的双重使命。我国现行《刑法》对劳动犯罪的刑罚配置上仍存在侧重科处自由刑而轻视罚金刑、对单位劳动犯罪的罚金额度规定不明确、劳动领域渎职犯罪的处罚轻于其它劳动犯罪的处罚、劳动犯罪的资格刑处罚空位等不足，故应在坚持刑罚的相应性和比例性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域外立法的有益经验，在劳动犯罪的刑罚轻缓化、罚金刑、资格刑、单位犯罪等方面完善刑罚配置。     

论我国文物犯罪的量刑平衡

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时对文物犯罪作了相应的调整，在罪刑关系上更趋于协调和平衡，但我国文物犯罪刑罚处罚中仍存在着量刑失衡的问题，致使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刑罚目的的实现受到阻碍。主要存在刑罚量配置不协调、量刑情节笼统、法定刑设置不当及幅度大等问题。     

《宪法》视野下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研究——兼论《刑法》实施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能否兼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做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据此可以看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法》制定的目的,《宪法》是《刑法》制定的依据,"我国同犯罪做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是《刑法》制定的实践基础。但是,《刑法》的目的——犯罪控制(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保护人民),这一对概念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与问题,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一冲突以及这一对法律目的能否兼得都成为完善我国法律制度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论“刑始于兵而终于礼”——兼论中国军事法的起源

“刑始于兵而终于礼”，是对中国古代法独特发生路径的经典概括。在部族战争中产生的暴力行为方式作为刑罚，规范己方的军事行为，维护己方的军事利益，是为军事刑法。而这种暴力方式引入到日常生活中，即通过刑罚惩罚犯罪确立正确的行为规范，是为刑法。西周时期，在“宗法结合封建”的“维新”制度下，“礼”从原始社会的氏族习惯，发展为国家法度，对违礼而致犯罪行为的惩罚方式有战争与刑罚两种。基于此，战争开始扶单纯的弱肉强食演进为具有政治和道德属性，并形成以礼来规范军事事项的军事法——军礼。同时，中国古代的刑法也开始具有了“明德慎罚”的基本精神。     

论不作为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在刑法意义上，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我国刑法所惩治的犯罪，首先是人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害行为，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首要因素。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纷繁复杂，刑法理论将其抽象地概括为两种基本的形式：作为和不作为。在刑法理论和实务界，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是对不作为认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目前由于有的不作为犯罪不具有行为性，显露了我国刑法的立法缺陷和刑法理论的欠缺。因此，对现代刑法理论进行修订以及对我国刑法予以完善势在必行。     

“惩罚犯罪”不应成为我国刑罚之目的

新近不少见解认为,惩罚犯罪应成为我国的刑罚目的。但是,这些见解所持的理由均值得商榷。另外,新近见解的理论体系内部矛盾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惩罚犯罪不能成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刑法的谦抑性刍议

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歉抑是适应社会矛盾变化、构建和谐社会及保障人类自由权益的需要，它是一种信念，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原则。在我国实现刑法歉抑的途径在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