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之前的宋代经学初探

南宋以来,学者倾向于以北宋庆历年间为界将宋代经学分为两段,前段衰微、守旧,后段繁盛、开新。然而,从经学学者与著作的时代比较上看,庆历以前的宋代经学已经复兴了;从学术特色来看,这时期的经学综合了音义训诂与义理阐发两种倾向,并偏重义理;从学术风气来看,这时期的经学已经出现了质疑注疏、己意解经、排斥佛老的新学风。所以,以庆历为界将宋代经学截然两分是与史实不符的,庆历前后的宋代经学存在着发展程度的不同,但绝非是守旧与开新的对立。     

北宋经学研究的可贵收获——评高明峰《北宋经学史论》

正经学是训释、阐述、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其近年来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从研究时段上看,先秦两汉及清代是经学研究的热门时段,而作为经学新变重要时期的北宋却稍显不足。从现有研究成果上看,多是从宋代经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对个别学者、学术流派的剖析入手,系统而完整地论述宋代经学演变及其成就和特色的专著尚不多见。高明峰撰著的《北宋经学史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系统地梳理了宋代经学的演变历程及各阶段的基本特征与复杂成因,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宋     

两汉经学发展探微

经学产生于汉初,是适应当时政治统治需要的产物。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了繁荣发展,一是被统治阶级确立为官学,成为育人取士的工具;二是经学著述数量颇丰,并形成今、古文经学等不同流派。今、古文经学在繁琐化、谶纬化等方面的争斗,促进了两派间的融合,又推动了经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郑学。     

汉代经学发展特点新探

范文澜同志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对于用马列主义观点总结中国经学发展的历史,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其中的某些观点从今天去看,毕竟有些陈旧,而且有的观点就值得从新探讨。比如,他说:“发展就是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有斗争才有发展。既然经学曾经是发展了,那末,它一定曾经是作过许多次斗争了的。如果认为‘经者不刊之常道,恒久之至理。’因之它无须斗争,而且也没有其它学派敢同他斗争,经永是经,不会变化消灭。这样想的人,不是被人欺就是想欺人。试看过去经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我们认为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不错,经学是发展了的,不发展不会有六经皆     

“自然物”与诗歌创作——以西晋诗歌为中心

西晋一统天下,结束了政权的分裂与割据,一股新的诗歌创作风气开始形成,也涌现出了一批名诗人。西晋诗人的诗歌作品之中,承继西晋之前诗歌创作多引入自然物的表达方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文章将围绕西晋诗歌中所涉及的自然物,来展开探讨。我们发现,自然物是激发西晋诗人诗歌创作的"触发物",自然物亦是西晋诗人在诗歌创作之中,表情达意的重要凭借。西晋诗人笔下的自然物的"主观化"色彩浓郁。而促使西晋诗歌中的"自然"风貌形成原因之中,自然物本身对人心的"感荡",特定的社会生产状况局限,影响着西晋诗歌之中独特"自然"风貌的构建。西晋诗歌承继了自然物入诗的"传统",对西晋诗歌创作者而言,便于表现自身鲜活的生命,诗人亦可以在自然物构建的大自然之中,获得精神的栖息之地。从诗歌本身的发展角度而言,西晋诗歌承继自然物入诗,也推进了自然作为独立审美对象之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东晋诗人的诗歌创作,对促进我国的诗歌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从宋代笔记看宋代经学之发展

宋代笔记中有不少论述经学的内容，为今日的经学研究所忽视。经学著作形式分为经注、专论、笔记三种。笔记作为经学的三种著述方式之一，是古人阐述经学见解的重要载体。宋人笔记具有形式多样、不拘体式的特点，为宋代知识分子所广泛采用。宋代笔记中的经学内容可分为经文校勘、经文训诂、经义发挥、经学研究四类，反映出宋人经学研究方法的日趋完善。这些方法到了清代，被清代的学术笔记所继承，为清代的经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王闿运经学研究综述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一个有影响的环节。历来,学者对此研究不多,但也时常出现在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的视野里。从晚清学人的点评到时下学人的初步研究,主要围绕其经学特色、治经方法、学术影响而评价,亦有其著作考辨和资料整理。大体而言,晚清学人认定王闿运经学的传统性而有新意;民国时期学人大多评价为无发明而有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当今学人则有“传统”与“创新”的论说。可见,王闿运经学研究还是处在一个言人人殊的状况,其经学全貌与内涵不得而知。因此,王闿运经学研究任重道远。     

云南郡县制度两千年——斥苏修对云南地方历史的恶意歪曲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境内多民族交错杂居,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与此相适应,自秦、汉设置郡县以来,郡县制度在云南有一个发展过程,就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由“边”变“内”。秦、汉时期,云南是属于四川的“边郡”;西晋、南北朝设宁州,但在全国各州中云南还是“边州”;唐、宋时期,     

苏氏蜀学的嬗变轨迹及其核心理念

＂苏氏蜀学＂作为中国经学思想范畴内的重要一项内容,它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和延续起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式的桥梁作用;通过对＂苏氏蜀学＂产生、发展、确立的流变脉络及其主要思想学说体现着作的细致钩沉与梳理,可以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苏氏蜀学＂之＂三教合一＂的基本特征,并进而能够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人性论＂三个具体的方面揭示出＂苏氏蜀学＂的核心理念内涵,为＂苏氏蜀学＂是在中国经学范畴内具有牢固地位的经学思想之说再次提供有力的佐证。     

论北宋李靓人本经学思想

李靓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在庆历前后普遍重视以人事解经的学术氛围中,其“以人为本”的经学思想尤为引人注目。他能从关注百姓生活、追求平等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对这种思想加以系统深刻地阐释。这是对北宋初期“重人事”经学思想的深入探讨,代表了中国经学“内纯致用”的发展方向。     

论劫持人质案件的特点

劫持人质案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劫持犯罪行为受特定动机支配,具有一定的目的指向性;从犯罪手段看,具有暴力性,劫持者一般凭借有特定的犯罪工具;从涉案人员构成看,波及方面较多;从犯罪表现形态和发展变化情况看,犯罪行为具有暴露性并表现为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案件对处置活动的反向作用情况看,劫持者对警方的处置活动具有很强的制约性。     

后来居上要有胆有识——访韩随笔

最近有机会访问韩国,虽然时间很短,但印象颇深。早就听说韩国发展很快,这次实地考察,特别是看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接触了一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尽管韩国发展中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从总体上讲,他们的发展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潜力的。对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活力,不能只看硬件,看物质技术,很重要的是要看软件,看人的精神釜状态和精神风貌。这次访问,从汉城一直到最南端的釜山,应当说,无论从机场设施、高速公路、通讯系统等硬件讲,都是比较先进的,而     

论李觏以人为本的经学思想

李觏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在庆历前后普遍重视以人事解经的学术氛围中，其“以人为本”的经学思想尤为引人注目。他能从关注百姓生活、追求平等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对这种思想加以系统深刻地阐释。这是对北宋初期“重人事”经学思想的深入探讨，代表了中国经学“内纯致用”的发展方向。     

经学与文学交织的生动图景——评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体和核心地位,由研究儒家经典而兴起的经学则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门重要学问.20世纪70年代以来,儒家经学研究一改以往的沉寂局面而渐成显学,但大多从哲学或史学角度加以研讨.到20世纪80年代,众多学者突破对经学的单一性研究,开始把经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如经学与中国文化、经学与语言文字学、经学与史学等,第一篇探讨经学和文学关系的论文是殷绍基在1988年4月发表的《"经学"与文学》[《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由此掀开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序幕.     

中唐西晋诗歌批评简论

在西晋诗歌批评史上,中唐处于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其突出表现有：普遍的否定批评,与唐前普遍的肯定批评不同;西晋诗人的创作也得到了普遍的否定和指责;左思在批评中地位上升,陆机的地位下降;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在宋、明、清三代的西晋诗歌批评中成为主调。本文最后还将探讨如此批评的原因。     

中国经学与社会的发展变化

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至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曾发生重要影响。弘扬中华文化，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必要对中国经学做出历史的评价。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有个形成的过程，儒家的经典有着更长的形成过程。《六经》是我国“古代道术的总汇”，其成为儒家独有的经典，那是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才形成的一种观念。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亦经过从孔子到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漫长的酝酿阶段。及至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思想武器，为其巩固统治服…     

新儒学的经学真谛──二程洛学之经学评估

一自汉代“独尊儒术”始，经学作为古代中国具有官方哲学意味的儒家经典阐释学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思想工具；经学又与儒学天然相关，要求体道宗经、致用重文的一体化，进而成为钦定之学。这不但影响着封建大一统之下的皇权意识形态及其专制政治体制的沿革，而且也决定着经学自身的发生、发展与终结。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注定了儒学与经学的不同历史命运，显示出学术思想发展与伦理政治教化的文化层次分野来：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之学，从先秦到当代，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文化影响；而立于学官的经学，在辛亥革命后遂成…     

东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

东汉中后期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官办经学刚刚达到了它的荣华和声誉的峰颠,就急剧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政治统治刚刚达到繁盛、强大的顶点,就危机四起、险象丛生、摇摇欲坠。事情来得那样突然,从表面看,似乎个人的爱好,皇帝的短命等偶然因素在扮演历史主角的角色,起了决定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分析下这个问题。     

"二十四友"与西晋士人精神风貌

"二十四友"是西晋历史上颇为特殊的士大夫结社现象.它是西晋中央权力衰落、门阀势力膨胀的政治环境与士人交游集会、好名相尚文化环境的产物;是士人屈服权贵、争相攀附称誉权贵这一普遍现象的一个典型;是显现西晋一代社会风尚与士人精神风貌的一个缩影.     

晋武帝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早年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崇礼法,但也包含了革新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武帝在建立西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平衡策略,都根源于其早期形成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