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内在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基础,它根植于中国大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这种制度属性能够规定和确保中国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能够体现出法治在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之时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制度基础,决定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根本制度保障法治体系服务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基本制度保障法治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生产关系,重要制度保障法治体系服务于各方面治理需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体系不仅是制度体系的规范文本表达,也是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和有效落实的法治保障,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     

建设以法治文明为特点的和谐社会

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有多种,民主和法治发展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相辅相成。不仅和谐社会的制度取决于法治文明发展的程度,而且和谐社会的制度运行也离不开法治文明的保障。同时,和谐社会又是法治文明的旗帜。如果只有法治的发展,没有社会和谐的进步,这种法治就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作为我国法治文明目标的和谐社会,是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和谐社会。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把法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相结合,并通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展示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美和壮丽。     

解构与建构：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诠释学之于法治

法治作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普遍形式,奠基其基础的是法律的客观性及其法律诠释的客观性追求。哲学诠释学从本体论的高度,用理解的创造性解构了法治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既是本体又是方法的法律诠释学,在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中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既预设了诠释者的价值存在,同时也作为具有规范化意义的操作技术存在,对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建构作用。它的建构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理解的创造性的制约和法律诠释对客观性的追求两个方面。     

探寻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之道

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措施、构建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社会管理的法治属性，正视当前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创新社会管理法治理念、创新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格局保障机制、创新司法公正保障与法律救济机制、创新利益诉求表达及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等角度入手，探寻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之道，最终建立以“善治”为主要特征的和谐社会。     

"法治安徽"研究

建设“法治安徽”,是安徽省委提出的重大战略,对地方法治建设合理性的理解,是“法治安徽”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法治安徽”不是法治的行政区划化,而是在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契入安徽省情。“法治安徽”与“平安安徽”和“依法治省”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法治安徽”的建设重点应是法治政府和司法公正。“法治安徽”必须以尊重人权、尊重财产、尊重契约、重视公民社会的培育为核心理念。     

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的历史资源与时代意义

先秦儒家的中庸主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理论,都是传统和谐文化的渊薮。法治建设的目标,则诉诸西方法治理论谱系的提纯。亚里士多德提出系统的法治理论,斯多葛学派、启蒙思想家与近现代法学家都致力于深刻诠释法治思想,完善法治论框架。就当下而言,和谐社会依赖法治模式,法治发展倚重和谐价值：一方面,现代和谐社会蕴含了法治的必然选择,在继承传统和谐文化之余,应注入法治普世价值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在引介西方法治理念之余,应倚重和谐价值以引导法治的良性运转。     

农村法治建设的三个冲突与出路

农村法治是中国法治的“瓶颈”。对法治社会基础的再认识是我们解析农村法治建设困境的前提;在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处在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时期、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当代农村法治建设,寻求当代农村法治出路。     

“能动司法”之反思

“能动司法”从理论逻辑上说有成立和存在的合理性,但在不同的政治法律传统下,能动司法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而且实际效果可能南辕北辙.能动司法既可以成为法治秩序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人治在司法领域的代名词.对于缺少法治传统的中国法律实践,必须格外强调把能动司法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特别警惕借能动司法之名行司法人治之实.在形式主义、规范主义的法治观尚未扎根的情况下,法社会学作为“能动司法”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可能向人治社会的政法理论传统回归,能动司法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党的领导是法治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这种保证体现在党通过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引导全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理念,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提供理论依据与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构建科学完备的法治建设的制度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通过执政党完善的党内法规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上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历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历史溯源及其启示——兼论中国式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依循的大历史观和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决定了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与核心篇章的法治政府理论具有历史发展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历史逻辑的外在形态体现为赓续革命根据地时期依法行政的“精神血脉”，传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法行政的“原初基因”，继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法行政的“战略形塑”。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下，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核心内涵”，并被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更新与发展，成为新征程上中国式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追溯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思想渊源表明，党的领导是驱动行政法治逐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行政法治建设必须恪守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始终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干工程，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政府治理工作，围绕增进人民福祉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这些从历史追溯中获得的重要启示，应成为落实“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命题的行动指南。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特色及其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具有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旨特性和价值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体现出整体优势;与其他社会治理方略、治理手段相互配合,共同实现社会善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法治体系;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法治建设提供文化滋养和道德底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法治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深层次改革的配合尚不到位;法律配合经济、政治及社会控制目的,有沦落为形式工具的危险;部分法律制度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脱节等方面是其需要深刻反思的教训。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族平等权

源于民族的自然属性的民族平等权是民族群体的基本人权。现代和谐社会亦为法治社会,体现民族精神和社会正义理念民族平等权的落实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时,在构建以法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以契合中国当下社会具体国情的方式,从宪政体制、执法观念和司法举措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落实民族平等权。     

新时代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意义、原则与实现路径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提出了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使命任务和实现路径,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行动纲领。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有助于夯实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目标,有助于不断提高全体公民法治素养的基本要求。新时代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必须坚持党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有效实现加快建设法治社会这一目标任务,要以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防范化解机制作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核心要义,以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作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保障,以法治宣传教育作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抓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作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活水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法治文化诠释

法治文化是营造公正、有序社会的文明力量,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关键环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法治文化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文明进步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历史使命。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前提是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司法实践是法治文化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键环节。     

中国城市社区的兴起及法治要求

社区是公民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民社会自治的基本部门，也是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体现和要求，在大都市中的表现就是城市社区。在现代性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的产生，尤其是作为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层组织，承栽了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要求和补充。因此，我国城市社区的法治建设就体现为：社会治理与法治的统一，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的统一，体制建设与意识建设的统一。     

《2021·回顾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年》系列报道之一:2021年十大全国人大立法脉络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年终岁末,站在时间的渡口回望,“2021年”对中国绝对是具有不平凡历史性意义的一年,值得被铭记。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法治中国“一规划两纲要”的格局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顶层设计全部落地之年。自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全面亮相。作为呼应,国家立法机关立法明显提速,打破了近年来立法数量纪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年共制定法律17件,修改法律26件,交上了一份不负时代使命的成绩单。回顾这一年,司法有力度、有温度、有深度,从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到深圳个人破产第一案,从人脸识别第一案到“辣笔小球”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司法机关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两个确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法治建设职能,整合资源优势,主动担当作为,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真真切切地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公平正义……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民主与法制》周刊推出年终盘点。梳理全国人大、法院、检察院、政府等单位或系统的法治建设成果,归纳、总结经济法治、生态文明法治、社会法治、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等领域的热点和成就,与您一同回首2021年法治中国建设,锚定新起点,共同谱写踔厉奋发、踵事增华的法学法律工作新篇章。     

陈独秀法治思想的发展演变

法治思想是陈独秀思想中一个重要但相对被忽视的方面。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转变，这在其法治思想上集中体现为由五四之前崇尚以民主、平等、自由观念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法治思想，转向五四运动之后强调“法的阶级性”“劳工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尽管受客观历史条件以及其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陈独秀的这一思想转变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但其法治思想中所蕴含的许多观点仍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养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国传统法文化根基

根植于本土优秀的传统法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时间浸润之下因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而被赋予了新内涵和新使命。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与传统中国“德法互补,共同为治”,“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源泉”与传统的民本思想,以及抓“关键少数”与古代中国“依法治官”这三大方面存在暗合与差异。这启示我们既要彰显文化自信,更要辩证对待传统文化。在正确处理古今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前提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从“刚性维稳”到“法治维稳”—论当代中国维稳模式的变革

当代中国基层维稳实践中的“刚性维稳”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为构建方式。这种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的短效性维稳模式极易陷入“维而不稳”的困境。要摆脱此困境,必须使维稳回归法治之路,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突出法治的民主基础和“权利本位”特征,奉行“法治维稳”的底线思维。     

法治中国的浙江实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浙江省自从2006年率先吹响“法治浙江”建设的号角以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已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典型样本。“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2000多年前,管仲大胆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0多年前,邓小平深刻地说出了治国理政的真谛。“推进法治浙江建设,要更好地体现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