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户籍脱钩是保障流动人口平等权利实现的现实选择

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是当前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性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管理等问题,更关系到城     

试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程序设计

加快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目标性要求,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中,实施后评估制度的建立是党内法规监督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建设实践中,实施后评估制度特别是评估程序目前仍然面临着制度规范的缺失,需要在宏观设计和实践探索上加以完善。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必须坚持民主参与、公开性、合法性、科学性等基本原则,程序上可参考立法后评估制度程序的设计原则,实际工作中则应当遵循"整体统一、具体细调"和"局部先行,逐渐推广"两条主线,并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程序的有机协调。     

从中国古代廉政伦理观看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人自身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重视自我完善．重视政治与社会和谐等思想，对建构适合我们时代特点和文化特征的廉政文化依然具有时代的意义。     

体制变革的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以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作为社会转型动力并寻求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一场深刻体制变革,其典型特征体现为政府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并建立在特有的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既要民主,又要权威;既要自由,又要集中;既要变革,又要稳定,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面临的最深刻的矛盾.能否有效协调这些矛盾,是对渐进式改革的最大的挑战.     

论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预防机制的道德防线与权力防线

不同的历史时期腐败现象的成因与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从其根本原因上看腐败都是由权力而引发，都是由于不受制约的权力或对权力的制约不足而产生的。因此，腐败预防机制的建立，必然地要从公权力的制约机制入手，从特定历史时期公权力的结构特征、行为方式等方面来构建反腐倡廉的社会体系，特别是构筑新时期腐败预防机制的道德防线、权力防线及机会防线。     

非政府组织发展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业已发生的深刻变革,即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已经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作为现代公民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动员与社会参与、监督人大行使职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建立公民社会等方面,对完善人大制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干部“微腐败”行为治理：成效与路径

村干部是区别于国家公务员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亦官亦民的特征使其具有身份上的复合性,具有村民代理人、政府代理人和党的基层干部中的双重或三重身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村干部监督机制存在制度性空白。长期游走在国家监察体系和党的纪律检查体系乃至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灰色地带,是造成基层村干部“微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且治理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监察体制改革及《监察法》的实施,使村干部被纳入监察机关监督对象和监察职责范畴,对其腐败行为进行的专项治理和常规化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时代,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找准监督发力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政治化动员机制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完善纪法衔接、法法衔接,发挥党纪国法协同推进的共治效应;实现关口前移,更好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小微权力监督管理,积极探索推广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     

传统文化与中国的法治路径

科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先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学理论与法治理念为指导,但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是与它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尽管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道德、宗法规则为精髓,但也并不缺乏传统自然法之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及其制度设计基本上因袭的是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的制度规范,而如何在移植西方法律技术的同时,研究那些看起来合理并且在其母体社会也行之有效的制度的背景因素,研究特定制度得以发生特定功效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特别是研究我们的“本土资源”与外来事物间以怎样的途径加以融合,才是实现中国法治路径的应然选择。     

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作为一种事后评估,对保证党内法规的合法性,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指标体系应坚持以合理性评估为基础,以合规性评估为基本导向,通过文本评估和效果评估、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的评估模式,形成合规性、合法性、合理性、技术性为主要内容的文本评估框架,执行性和政治性为内容的效果评估框架。     

论西方法文明的神圣性基础与世俗化危机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基督教文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开启了世俗化进程,科学与理性成为打破宗教蒙昧的两杆大旗。但世俗化抛弃了超越世界的神性,张扬了人自身欲望的合理性一面,同时也功利性地将人置身于一个没有终极情感寄托的世界中。在西方从宗教文明走向法治文明的进程中,由于世俗化颠覆并割裂了西方传统法文明的文化根基,从而导致法律脱胎成一种纯粹的权术政治而脱离其原有的神圣性基础,西方法文明开始面临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