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管理的伦理本质

人性，作为行政管理的起点，使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特殊的伦理活动，并具有独特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的“仁治”和“法治”，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方式，都源于对人性善恶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也总是从人性需要出发，注重人的现实利益。行政管理各环节都围绕着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和价值而展开。这是行政管理伦理本 质的人性基础。     

环境法“生态人”人性预设之否定——基于西方法律人性预设演进的视角

法律的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注意区分法律的人性预设与伦理道德的人性要求，二是必须基于对现实客观的人性标准的认识。作为法律的环境法的人性预设既应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和“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又必须准确把握现实人的人性标准。以这样的基本要求为工具审视环境法理论界的“生态人”理论，就能看出学者们共同采用了“应然模式”，没有注意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与“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且普遍存在不忠实于现实人性，不符合环境法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所以，现阶段不宜直接将“生态人”作为环境法的人性预设。     

比较利益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人性假设——兼评“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与其所反对的“公共人”假设一样,都是一种极点式的人性假设,它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运用必然存在限度。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来看,人性是介于绝对自利与绝对他利两个极点间,是一定条件下的“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相统一的“线段式人性”。按照“线段式人性论”,公共管理中的人应是对多种利益权衡的“比较利益人”。     

现代哲学的伦理转向

伦理从来都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当哲学从科学的领地分化出来之后，就基本回到了人自身，而“伦理学的一切问题就是围绕人展开的。”所以，现代哲学就转向了伦理学，成了研究人性、完善人性之学；成了领悟生命意义、洞识生命价值之学；成了辨析社会现实、提供生活信念之学。     

试析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伦理蕴含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反思性的发展观,是相对于传统的“不科学”发展而言的。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与否是社会历史活动的尺度。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必须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主动性之中寻求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动力源泉,要求将社会存在和发展置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发展基础之上。政治伦理的根本价值在于其为人性,为人性反过来又成为政治活动的评判尺度。     

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务员伦理关系问题探析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个人主义理念将使自我利益、组织利益和效率在公务员的伦理决策中成为起支配作用的标准,新公共服务的平等主义理念则使利益相关者和个人的道德等标准成为关键的伦理标准,传统行政管理的层级制视组织原则和法规等为重要伦理标准。不同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务员的伦理决策或非伦理行为间是存在一定关系的,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不具有完全的相关性。三种行政管理理论之间并不是相对抗的,而是互补的。     

论基于人性分析的管理制度设计

在管理科学发展的三阶段中,科学管理理论、人际关系理论和应变理论分别是以“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为假设前提,因此管理离不开人,人是管理的核心。通过对人性的深入分析,提出人是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的统一,现实的人处在不同的需要层次。以这种人性假设为前提,适应当今社会的企业管理制度设计,就必须根据企业现实情况,把制度化管理与人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效率与公平：邓小平的制度伦理原则

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思想,体现了“效率与公正”的制度伦理要求。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既有助于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又合理地照顾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现了现实制度的伦理本质。     

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规范——基于人性假设新范式的分析

人性假设是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前提.然而,"经济人"与"公共人"的线段式人性假设都过于极端,建基于此也就无法认识自由裁量行为的行使结果."利益人"作为一种新的人性假设范式,跳出了"性善"与"性恶"的窠白,言明了行政人员真实的利益取向.作为"利益人",公共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行为既可能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一心向公.由此,对其自由裁量行为的规范也必须从"利益人"的实然人性出发,通过彰显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和完善制度规范两个维度,确保裁量行为的公益取向.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培育公务员公仆意识

行政伦理是伦理在公共行政关系、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体现,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价值导向。行政伦理渗透在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政府过程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它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是政府过程的伦理,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加强行政伦理研究,对于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特别是努力把“公仆意识”转化为公务员行政过程中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成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五大成因探析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在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并践行的。从当前行政技术和理念层面考虑，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理论前提。从文化伦理角度考虑，当前我国文化和伦理的变迁，是我国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软性”基础。基于我国经济利益关系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成并在不断完善，这一经济体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根本动力。此外，我国政治的民主化、法律的完善和社会转型的风险预期，都成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动力。     

领导活动中的权力与人性问题

权力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是领导活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令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十分困惑而又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现实。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从对立统一方面探讨权力与人性关系问题,指出权力与人性的关系实质是得与失背后的义和利问题,体现的是领导伦理,反映的是领导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立足多赢与和谐,弃恶扬善,弘扬人性的光辉。“八荣八耻”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应。     

现代科技的本质追问与道德建构

现代科技不是外在于人的成果，而是有生命体的人正在从事着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科技活动源于对世界的科学认知，本身负载着价值，科技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规范的道德责任应该是一致的。当代科技主体在发挥其社会功用时，应当遵循协调利益公正的基本伦理原则，实现科技人性化，用人性主导科技。     

透过3个“三分之一”看作风

在开展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活动中，昭平县巧用三个“1／3”的办法，把广大群众反映上来的问题和建议进行分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切实为群众解决一些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活动成效取信于民。     

地方立法要妥善处理三个利益关系

地方立法机关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都不可避免地面对三个利益关系：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行政管理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地方立法机关在制定、审查批准地方性法规时，一定要重视并处理好这三个利益关系。     

公共人：公共行政人性范式的重构

公共人是现代公共管理基本的人性预设。公共人所以与政治人、经济人相区别,因为他有着特定的内容。公共精神、公共权力、公共责任构成了公共人的基本伦理意蕴。公共精神是公共人从事公共活动的精神气质,公共权力是公共行政活动中的权力理性,公共责任是公共人通过公共活动对公众的伦理承诺。     

行政责任：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路径

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不仅离不开法律控制，而且需要伦理规制。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的一个永恒的核心课题，它体现了行政权力的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行政伦理的内在意蕴，蕴含着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制度基础、法律指向和价值构成，是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条件，可以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规制行政自由载量权，要开展持久而有效的行政伦理教化，培养公务员的行政责任意识；要营造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促进组织伦理环境的生成；要加强行政责任制度建设，保障行政责任伦理的实现；建立专门的伦理监督机构，加强行政伦理监督。     

寻找理解人性的“半山亭”和“观景台”——卡西尔《人论》的思维方式

探究“人性”从来就是哲学的根本任务。自苏格拉底以来，各家学派都对人性进行了阐述，但都没有彻底解释“人是什么”的问题，导致“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卡西尔为了解开人性之谜，从化的角度，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并采取“半山亭”和“观景台”相结合的方式来理解人性。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行政伦理建设

徐彦伟在《探索》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对行政主体的行政伦理的更高要求。当下，行政伦理缺失现象较为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文化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看，在于人性中恶的因素的扩张以及行政主体的侥幸心理。对行政主体进行民本思想教育、完善道德立法以及严格惩处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     

理学经济伦理论纲

经济伦理是指导、规范、评价经济行为和调节利益关系的道德价值标准体系。它“时常象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①，对个体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强大的制导作用。利益不同的社会集团，心智水平不一的思想主体或学术派别，其经济伦理观是不同的，本文旨在论析宋代程朱理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博大精深、经纬万端的程朱理学，其思想精髓是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以人的生存问题为终极关怀，通过寻求人类的伦理自觉、确立人类道德的主体性，来揭示人的意义和价值、解决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历代学者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