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对私权利干预的界限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事关我国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在现实社会中法治依然不够完善,尤其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颇为严重。本文试图追寻两者的渊源,探究两者的区别,从而为其规划边界,既而为公权力干预私权利提供适当的界限。     

百年事业，于兹为盛——中国公、私权界的百年变迁与律师业的兴衰

所谓公、私权界．是指国家公权力与社会组织、公民私权利之间的界限。国家公权力在为我们提供人身安全保障，制定法律，提供公共行政管理．为各种利益纠纷提供有效的司法裁决的同时．也有可能伤害到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私权利。为避免社会组织与公民的权利受到伤害，以及受到伤害之后能够得到及时的恢复，     

公权力、私权利与法律保留——从“山西煤改”事件切入

“山西煤改”事件表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如果放任政府文件自行调整，公民权利易受到肆意侵犯；但交由法律完全保留则会压制地方政府应对治理危机的能力。对此，在中国的现实与制度语境下，一方面可适当通过立法主体与规则位阶的下移来弥合政府治理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紧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通过对法律保留事项与方式的选择，以实体上的抽象保留和程序上的具体保留来规范公权力对私权利边界的调整，搭建一个刚性而又不失灵活的法治平台，以便不同的立法（广义）主体和规则发挥各自的优势，最终实现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双赢。     

从公权与私权关系的角度解读国家征收征用制度

国家征收征用制度是公权力合法限制私权利的一种形式。国家公权力的正当性在于公民的同意,其价值在于保护私权利和协调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基于此种目的,公权力可以对私权利的内容和行使方式作出限制或排除,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和排除必须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对这种限度需要以法律的形式从目的、形式、程序、功能、手段和权利保障等六个维度进行规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征收征用权行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关于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的质疑

关于法律是否必须接受道德评价的问题,历来争论无休。在此,正义是法律与道德两者均关涉的问题,然而对正义的解读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与此同时,法律本身是社会现实问题,事实上,法律完全可以是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即法律完全可以是非道德性的现实存在,法律并非必须要接受道德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其存在的标准。     

刍议公法与私法之划分——对西欧公私法划分的历史探析

公、私法的分类是成文法国家对法律规则的基本分类。这种划分在西方国家是从罗马开始起源的,中世纪遇到了瓶颈,但现代又蓬勃发展起来,随着社会变迁,公私法的划分又有了一系列的变革。二十世纪以来,公私法的二分传统出现了一些变化。公、私法的区分代表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和形式要求。这对我们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保护私权利,正确处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进而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的道德边际——以“教授换妻案”为切入点

本文以曾经引起热议的“教授换妻案”为切入点，从对聚众淫乱罪的存废之争的探讨中，揭示其背后刑法与道德风俗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以期明确个人权利保障与刑法保障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界限，尝试从源头上以犯罪的本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谦抑性原理为视角来得出结论。     

试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中的道德两难问题

人民警察职业道德中的道德两难问题,主要有执法制度化与人性化的抉择、警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抉择、警察法定职责与社会角色泛化的抉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内部组织管理的缺陷及个体执法素质因素三个方面。解决道德两难问题,必须以法律为底线,具体对策包括推动法律与道德相协调、加强宣传舆论改善执法环境、加强警察执法权益的制度保障、加强警用装备设施建设、减少非警务活动、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六个方面。     

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越来越大,不时出现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情形。于是,限制公权力以保护公民私权利成为现今提高社会和谐水平、提升公民幸福感的重要一环。然而＂公权力存在是为了保护私权利,对公权力的限制便是对私权利保护的削弱。＂这句话给盲目的我们当头一棒。我们就要尝试解析公权力和私权利,发掘其在当代的关系现状与问题,并针对公权力的类型,提出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的一些方法浅见。以此来解决上述名言中的矛盾,限制不合理的行政权、司法权,对症下药,不盲目行动与跟调。     

浅析现代法制发展趋势——从道德的法律化到法律的道德化

在法律诞生之初,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不管是东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的逐步形成,还是西方罗马法的诞生,这一过程标志着道德的法律化。但随着社会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文明的进化,要求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更是强烈。由此可见,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文章力求通过考察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浅析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过程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的演进过程。     

论优先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的设计

优先权制度源于古罗马法,是私法上一项古老而陌生的“特权”制度。优先权制度体现了国家维护公共利益,推行社会政策,保护弱势群体生存利益的立法思想,反映了法律对实质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的不懈追求,同时也蕴涵着和谐的基本理念,体现了现代民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符合现代民法发展的趋势。在我国构建民法体系的过程中优先权制度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建议借鉴法国法模式,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设专章统一进行规定,同时保留特别法对优先权的规定。     

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论商业秘密的道德维度

商业秘密与社会道德超乎寻常地联系在一起。商业秘密因其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妥当性 ,具有内在的道德性价值依据 ,才为人所认同与尊重 ,进而成为一种财产权。商业秘密产权的划定涉及到多元化的利益关系 ,商业秘密在公共知识与私有知识、排他性与共享性、雇主与雇员知识权利的划分等问题上纳入了道德的考量标准 ,使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中和。商业秘密的财产法保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将其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围 ,旨在通过维护竞争中的道德底线 ,构筑权利维护的第二防线。     

区际冲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直接功能是维护法院地的社会公共利益、法律的基本原则以及基本道德观念,而从法伦理的性质来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匡正形式正义的不妥当性。区际法律冲突是由于法域间存在不同法律制度、社会利益和道德观念而产生的,在运用冲突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时,仍然遇到适用外域法的结果与法院地法的社会公共利益相违背,违反公平和正义的情形,因此,有必要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尤其是在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十分接近,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运用显得更为重要。另外,在同一时空,在公共秩序的价值评判标准的运用上,区际冲突法应当与与国际私法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应当采用“完全适用论”。     

论公法在中国的演进

公、私法的划分肇始于西方,因其契合着人的公共性和个体性而得以延续和广泛应用。公法因社会生态的不同而演变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不同的表现形态。公法在中国是伴随着共同体的形成而生成的。近代以前,由于公共利益遮蔽了个体利益,道德始终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公法在中国一直以道德的形式存在着。近现代后,社会生态的变化使得利益多元化逐渐生成,公法在中国逐渐由道德向法律转变。当前公、私法之间愈来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宪法的彰显是公、私法划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使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公法在宪法整体性的协调下,已呈现出自足与互助的同构。     

私人财产权的双重保障——兼论税法与私法的承接与调整

财产权是公民维持其物质生活的基本权之一,对公民生存权等诸项权利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财产权的实现过程中,不仅将面临来自平等主体的权利侵害,更将无法避免以参与财产收益分配为目的的征税权的侵害。为此,必须通过私法与税法的双重制度构建,为私人财产权的实现提供全面的保障。私法通过财产权行使规则的确立,为财产权提供积极的制度保障,而税法则必须通过对国家征税权的自觉约束与规范,防止征税权对财产权造成过度的侵害,为私人财产权提供消极的保障。着重研究私人财产权双重制度保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如何实现两者的相互协调,避免规则的冲突。     

著作人格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作品和作者人格之间的关系是全部著作人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著作人格权制度缺少强有力的支撑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在实践中,著作人格权制度既与民法人格权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破坏了人格权制度的统一性,也不利于保障作者的私益和社会文化发展利益。这就需要将署名权、完整权、发表权等权利从民法人格权制度框架中解放出来,从经验出发,通过考察这些权利的实际功能,将其界定为专属于作者的各种辅助性权能,重新建构作者专属辅助权制度体系。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基于“5.12地震”展现的行政法治化路径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法治化的行政相对人更有利于催生出法治化的行政主体。故行政法治之构建,需要行政相对人担负起主体角色,履行主体责任。在"5.12地震"中,普通民众秉持法治精神与政府善意合作,实现了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个案回归。主体性回归以及由此形成的交往理性提供了一个异于传统方式的行政法治化进路,并标志着"和谐行政法"时代的到来。     

公司人格本质与社会责任的三种维度

从本质上说,法律塑造的公司人格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在法律、社会伦理与自我认识层次上的集中反映。相应地,对公司社会责任也可从三个维度予以解构: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是一切公司应尽的最低限度的法定责任,其约束力最强;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则是对公司的外在约束,此种约束机制可以是纯粹倡导性的公司伦理,也可以是介于伦理与法律之间的"软法";而公司内生的超出法律与"软法"之上的社会责任则是纯粹自律性的。三种性质的社会责任相互依存并相互转化,因此,仅有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试论我国社会法的基本范畴

社会法,是指调整国家和人民之间社会给付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法是在社会保障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超越了社会保障法的给付模式和给付水平。社会法在性质上属于公法,并且以社会给付为核心。我国社会法的体系宜分为“社会预防制度”、“社会扶助制度”、“社会促进制度”与“社会补偿制度”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与社会给付程序法及社会救济法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法体系。它们在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正上发挥着相互衔接、互相补充的功能,并形成一张安全网,保障个人在遭受各种风险时的生存和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