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抢劫罪中的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劳务不是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抢劫罪的对象。不法的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的对象,需具体分析。通过处分行为来限制财产性利益,会得出暴力程度越高,越不容易认定为抢劫罪的悖论。应当着眼于财产性利益本身对其进行限制。财产性利益的转移标准应为追及可能性消灭说,同时考虑因迟延而导致债权的消灭或者减少。用暴力方式免除财物返还请求权的,对行为人前后两个行为应当分别考察,分别处理。用暴力方法使他人免除货款请求权的,应当成立财产性利益抢劫罪。     

浅析债务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抢回欠款凭证行为的认定——从戚道云等抢劫案说起

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历来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中都备受争议,而犯罪对象往往可能会影响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对此如何处罚。因此,厘清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对正确定罪量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界普遍承认欠款凭证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也不属于有价证券、有价凭证、有价票证。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又可承认其具备作为财产性利益的必要。笔者对此持否定观点,并反驳了有条件地视欠款凭证为财产性利益的论调,同时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阐释了抢劫欠款凭证行为的非罪性。     

抢劫罪对象的个别研究

抢劫罪作为一种严重的暴力犯罪,一直是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作为抢劫罪侵犯的对象,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抢劫罪的侵犯对象不只局限于财产权利中的动产,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类型。本文认为财产性利益和人身权利中的非财产性权利等也能够成为被侵犯的对象。     

论犯罪构成要件下财产性利益可成为财产性犯罪对象——以盗窃欠条为例

认定侵犯财产性利益构成财产犯罪,首先要明确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财产罪的行为对象是财物,要准确把握财物的概念,才能够解释财产性利益的归属问题。盗窃罪作为财产犯罪的基础、常见犯罪,对于盗窃欠条可成为财产对象的研究,可归纳出一般的财产性犯罪对象。本文试从犯罪构成要件出发,分析盗窃欠条构成财产性犯罪,从而论证财产性利益可作为财产性犯罪的对象。     

论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盗窃罪行为对象——“介入行为标准”说之提倡

针对所谓财产性利益实施的非法获取行为是否应当按照盗窃罪或抢夺、抢劫罪等取得型财产犯罪定性,理论上与实务界皆存在较大争议。目前探讨也多从法律解释与法益保护必要性或曰可罚性漏洞填补的角度展开,形成了肯定派与否定派的观点。根据德国刑法关于盗窃罪非法占有对象的"狭义的物的价值说"理论,应当区分财产性利益载体这一物的存在形式与其所体现的价值(即所谓财产性利益),以转移占有财产性利益载体与转移占有该财产性利益之间是否需要实施其他行为为标准,划定盗窃罪非法占有对象的范围以及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边界:如果占有物的存在形式即取得了其特殊功能或对该特殊功能的支配可能性,中间不需要其他行为介入(主要是欺诈行为),则该特殊功能就是物的价值,可以成为盗窃罪非法占有的对象。     

论借据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

对于借据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司法实务界持有限肯定的态度,而刑法理论界则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可分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两种,因此,借据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这一问题的分析,无非就是认定借据是否为刑法中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从财物的角度看,因借据本身不具备客观的经济价值,不能作为财产罪侵害对象的财物;从财产性利益的角度出发,借据虽不是财产性利益本身,但在特定情形下与财产性利益密切相连,对借据的侵害在事实上也就是对财产性利益的侵害,故而从规范上看,此种情形下的借据可视为财产罪侵害对象的财产性利益。     

对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罪的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贿赂手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非财产性利益贿赂规定为犯罪，助长了以非财产性利益为犯罪对象的贿赂方式，制约了反腐败的进程。因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符合贿赂犯罪的本质，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扩展贿赂犯罪的对象非常必要。     

抢劫罪行为结构检讨

我国理论界对抢劫罪行为结构的通行理解需要反思和检讨。抢劫罪既可由复合行为构成,也可由单一行为构成,不能认为抢劫罪属于纯粹的复合行为的犯罪。抢劫罪的成立,既不要求"当场"实施强制行为,也不要求"当场"获得财物。抢劫罪中取财行为的指向对象无须是人身被强制的对象,也可以是被强制者以外的第三人。     

抢劫罪行为结构检讨

我国理论界对抢劫罪行为结构的通行理解需要反思和检讨。抢劫罪既可由复合行为构成，也可由单一行为构成，不能认为抢劫罪属于纯粹的复合行为的犯罪。抢劫罪的成立，既不要求“当场”实施强制行为，也不要求“当场”获得财物。抢劫罪中取财行为的指向对象无须是人身被强制的对象，也可以是被强制者以外的第三人。     

受贿罪问题探讨

受贿罪是我国目前多发而且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之一。在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犯罪对象为多种利益,既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认为性贿赂也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因为性贿赂与普通的财物相比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论是国内立法还是国外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都有类似规定,认定性贿赂为受贿罪的内容符合我国立法本意。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存在着"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也可以成为该罪主体,符合司法实践和我国刑法理论,也与我国国情相适应。     

雇用犯罪中雇佣双方的罪责认定

雇用犯罪是一方与对方就实施某种特定的犯罪达成协议,一方提供财产性利益或者其他利益,要求另一方单独或者与其共同实施特定犯罪的情形。其中提供利益的一方为雇主,对方为受雇者。根据不同标准．可以雇用犯罪划分为明确授意的雇用犯罪和概括性授意雇用犯罪;纯粹的雇用犯罪和不纯粹的雇用犯罪。     

侵犯财产罪法益新论

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财产犯罪的法益保护的对象仅限于以有体物形式出现的"财物",并不包括财产性利益.但是,在我国时财产性利益进行明确地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我国现行刑法的框架下保护财产性利益不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也是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迫切需求.     

论刑法中财物概念之解释——以诈骗罪为视角

财物是刑法中常见的概念,对财物应如何解释既是理论课题也是实践难题,涉及财物犯罪特别是侵财犯罪的司法疑难问题多与财物解释的合理性有关。有权利凭证的财产性利益可以扩张解释为财物,但必须以制度性事实为依据,无权利凭证的单纯财产性利益不能类推解释为财物。网络虚拟财产的本质是游戏商提供的游戏服务,在现实社会中虚拟财产已成为财产性利益,应该解释为财产利益凭证类的财物。     

抢劫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犯罪,但抢劫罪往往伴随暴力和威胁,所以在日本刑法中被称之为强盗罪。我国《刑法》将抢劫罪归入侵犯财产犯罪中。因此,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均认为,构成抢劫罪要求被告人有非法占有财物之目的,如果不具备非法占有之目的,不能认定为抢劫罪。可以说,抢劫罪也属于目的犯之一。刑法上的目的犯,是指以特定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其中的特     

数据化财产性利益的刑法占有形式及属性界定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媒介完成了由现金等实体性财物到以数据化形式呈现的虚拟性财产性利益的变迁。基于有体性财物与数据化财产性利益在获取方式、存在形态及支配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不应直接套用以有体物为核心构建的传统刑法占有理论来分析财产性利益的占有问题。鉴于虚拟本性，数据化的财产性利益本身不会发生物理性的占有转移。但是，财产性利益转移的本质是法律关系的消灭与生成，权利人可以借助相应法定凭证作为媒介来控制支配财产性利益，进而完成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转移。肯定财产性利益的占有不会导致刑法占有的过度观念化，也不会破坏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在肯定财产性利益占有的基础上，应将财产性利益纳入我国盗窃罪的对象范畴，这不仅符合刑法体系解释结论、契合数字社会发展趋势，而且与我国的定罪模式相吻合，也符合我国关于财物犯罪的体系规定。     

逃费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逃费是指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法逃避缴纳公共管理中各种规费的行为。规费包含了一定的管理目的性,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财产性利益,也不完全是"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对规费以财产性利益论,刑法就会挤占行政法的适用空间。通过中外刑法比较可以看出,逃避支付不同于诈骗行为,我国现有立法存在漏洞,司法解释无法解决逃费的定罪问题。缴费卡是不同于规费的交易工具,符合财物的特征,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而逃缴罚款则不构成财产犯罪。     

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对象的法律分析

在现阶段,贿赂已由原有的“财物”形式增加了其他两种新形式,即非财产性利益和财产性利益.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发展,我国《刑法》在“财物”之外,已逐渐将财产性利益认定为贿赂形式,但是,对于非财产性利益,法律却仍没有任何规制.本文主要介绍了相关理论争议,并分析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对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共同犯罪与身份

在刑法分则中的大多数犯罪任何人都可以构成，如杀人罪、伤害罪、抢劫罪等等；但也有一部分犯罪，必须行为人具有某种特定的身分才能构成，如贪污罪、受贿罪，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这一类犯罪是特殊主体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通常叫做“身分犯”。     

抢劫罪的对象、标准及转化问题研究

抢劫罪不仅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犯罪之一,而且也是在适用中存在较多争议的一种犯罪,因此,对抢劫罪适用中尚存分歧的一些问题予以探讨,意义重大。笔者重点探讨抢劫罪的对象、既遂与未遂标准、转化三个问题。     

我国刑法贿赂犯罪行为对象之外延界定——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的基本类型。于犯罪构成的视角考量,关于贿赂物本质的认识和外延的厘定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贿赂犯罪意义重大,而中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林林总总的标准。在世界一体化格局和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价值指向,将财物、财产性利益及可折算成货币价值的非财产性利益界定为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是较为合理的,能够适应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开展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