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运作模式的演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是依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所辖的与国家安全事务相关的机构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最为重要,是唯一的法定机构,①也是二战以来美国总统进行外交决策所依赖的关键机构.②事实上,作为美国总统制定有关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工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作方式依照此后美国历届总统的国家管理方式和习惯有所不同.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奥巴马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整评析

2013年11月,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前日本也宣布即将建立自己版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世界上最早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的国家是美国,从成立至今美国国安会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变化,美国学界对于美国安会及其灵魂人物——国家安全顾问所扮演的角色著述颇丰,①但对奥巴马政府对国安会的调整、奥巴马与国安会的互动以及美国安会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则关注较少.本文将对后一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后犹太复国主义评析

后犹太复国主义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中东政局发生空前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在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它依据“新史学家”对大量档案文件和相关史料的深层研究,并联系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以色列的现状,从该国国家性质和发展朝向等诸多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的观点。但它尚不具备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此思潮的支持者主要为犹太左翼力量和身处犹太社会边缘的阶层,因而它自身的力量还十分脆弱,并未动摇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现政府决策中的霸主地位。其价值在于,它对未来以色列政治的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以色列2020规划”与以色列的国土空间政策

受制于狭小的地理空间、匮乏的自然资源,以及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高度重视国土空间规划。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移民的大批涌入以及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以色列学界和政界共同制定了"以色列2020规划"。该规划的目标是通过对以色列进行系统的国土空间规划,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虽然"以色列2020规划"不具有法律地位和强制性,但其绝大部分内容和精神都被吸收到"第35号国家总体规划"中并正式赋予其法定效力。作为应对21世纪挑战的重要方案,"以色列2020规划"对新世纪以来的以色列国土空间政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对中东的能源外交与策略

本文分析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东之能源外交和策略.中国目前的中东政策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所需,以能源外交为主轴.随着在中东地区能源经济外交的深入和扩展,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扩大.虽然中国在伊朗等问题上与西方国家有利益冲突,但双方在中东有许多共同利益,包括维护地区和平,促进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对话,打击恐怖主义,确保石油安全等.     

新兴大国南非外交战略评析

南非是目前非洲唯一的新兴大国.自20世纪末以来,南非外交日趋活跃.南非以非洲复兴为己任,发挥该国维护南部非洲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作用,加强南南合作,重视发展南北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现出南非外交战略的重点.正是姆贝基大力倡导的"非洲复兴"思想成为他当政时期南非外交战略选择的思想源泉.从总体看,姆贝基时期南非外交呈现出3个特点:毫不掩饰地追求大国地位;在外交领域强调民主、人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敢于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外交原则.     

以色列对外政策趋向及其后果

2010年5月,以色列拦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事件,印证了以色列政府在涉及自身安全问题上的一贯强硬和一意孤行,既折射出其面临的安全和外交困境,也反映了以色列继续奉行以"安全至上"为基本原则的国家安全战略.袭船事件持续"发酵",牵动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相关角色的"神经",势必对以安全环境及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9·11事件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

在岁末年初，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和财政部相继公布了以色列在2001年的经济状况：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5％，是自1953年出现1.4％的负增长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以色列政治生态右倾与中东局势

2009年2月,以色列举行议会选举,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阵营获得优势.大选后,右翼重新执掌以色列朝政,导致以政治生态右倾.这是以色列国内安全、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促使以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巴勒斯坦政策趋向强硬,加大巴以问题的解决难度,进而不可避免地恶化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并加剧以与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以与美国的摩擦,使整个中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动荡.     

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美以关系的著作——评《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

一个是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蕞尔小国,另一个是位于北美洲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以色列和美国这两个实力相差甚巨的国家却形成一种不是盟国胜似盟国的亲密关系.以援助为例,以色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享有美国援助款项最多的国家.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美国更是承担着保护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的责任,在中东事务中常常实行偏袒以色列的双重标准.美以这种极为特殊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不少人撰文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近期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室主任李伟建研究员主编的<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一书,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地研究美以特殊关系的著作,堪称对两国关系研究的奠基之作.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

阿拉伯人问题构成以色列族类问题的另一维度,其特殊性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以色列的主体民族——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把他们列为“异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长期交恶的历史与现实将他们置于尴尬境地.虽然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但他们仍然被摈于国家一切重要的决策圈之外,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公开或潜在的不平等对待,而且很难对这个国家产生归属感.消除族类差别,达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是以色列阿拉伯人追求实现的理想目标.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新一轮和解及其限度北大核心

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出现和解势头,突出表现为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四国于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继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媾和、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言和以及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建交之后,阿以关系的又一重大突破,继而推进阿以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短期内由经贸扩展到外交、安全等领域。阿以和解的驱动力源自以色列、部分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等有关各方根据地区形势变化作出的战略调整。2023年1月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推行强硬政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断升级,给阿以和解蒙上阴影。有鉴于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美深层次矛盾等制约因素,阿以关系的根本改善仍面临不少困难与障碍,全面和平之路依然曲折漫长。     

以色列单边撤离加沙浅析

以色列单边撤离加沙的行动从计划到完成遇到了不少阻力,沙龙顶着压力坚持撤离,其原因一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二是出于以退为进的战略需要,希望通过放弃加沙以加强对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控制。以色列的这一举动对巴以双方都造成了一定影响加沙的主权地位无法定论、给巴勒斯坦内部造成混乱、以色列国内犹太人也因对此问题看法不同而分成3派。这次单边撤离也表明,在没有犹太定居点和军事占领的情况下,以色列同样可以确保自身安全。     

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其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1年9月2日,土耳其与以色列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别,这是自1980年双边关系降至该级别以来第二次探底。国际背景转变、土耳其政坛力量变化,以及以色列外交缺陷凸显,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三大主因。长远看,土耳其实力有限、土以关系恶化机会成本增大,以及土耳其战略的西方取向,决定了两国关系仍有回暖空间。     

美国对以色列军援政策的变化及其成因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维护其生存和安全是美国历届政府一直不变的承诺,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就是保障其安全的重要举措。美国主要从现实主义出发,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来决定它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力度。由于美国在不同时期内对全球目标特别是中东战略目标有所不同,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政策也随之变化和调整,经历了一个限制——积极——以军援为施压手段——制度化——强化的演变过程。从未来发展看,美国与以色列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互有所需,战略盟友关系不会变,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政策也基本上不会变。     

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其启示

2011年9月2日，土耳其与以色列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别，这是自1980年双边关系降至该级别以来第二次探底。国际背景转变、土耳其政坛力量变化，以及以色列外交缺陷凸显，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三大主因。长远看，土耳其实力有限、土以关系恶化机会成本增大，以及土耳其战略的西方取向，决定了两国关系仍有回暖空间。     

以色列、联合国与阿以冲突

1．以色列在联合国处境孤立的背景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以色列是为数不多的由联合国决议“创造”的国家。然而，以色列建国后，它与联合国的关系却很不融洽。以色列虽然在1949年就成为联合国的一员，但联合国的许多附属机构却把以色列排挤在外。在联合国的游戏规则中，成员国的一国一票制决定了在有关阿以冲突的表决时，以色列经常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沙特

美国对中东战略在冷战前后有所不同,冷战时期以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遏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为主要目标,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战略除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外,还在中东地区积极推动西方式民主。尽管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极大的差异和分歧,加之在巴以问题等方面的不同立场,导致两方自建交以来龃龉不断,但美沙关系是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超越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两国战略合作仍将继续。在可预见的将来,沙特仍将维持美中东战略支点的重要地位。     

独具特色的以色列宪政制度

以色列自1948年5月14日正式成立以来,经历了50年的艰难历程,最终获得了世界各国,包括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承认。与当今世界同等规模的国家相比,以色列的知名度无疑是最高的。以色列能在极端困难、险恶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由弱而强,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与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密不可分,与美国的援助、袒护关系极大,但其内部因素,特别是它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良好的政治、社会效益,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