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相对凶险和复杂的安全环境,因此国家安全决策在该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自然显要.然而长期以来,该国安全决策的机制化水平却并不高.为改善这一局面,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应运而生.以国安会职能自国安会1999年成立以来呈扩大之势,特别是2008年以来职权扩张明显.但尽管如此,该机构仍受到重重制约.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国安会的重视是其得以发展的重要机遇,但以国安会要想获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的影响力和地位,还需要更长时间.     

以色列反恐战略研究

以色列独特的安全环境和长期的反恐作战经验使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而成熟的反恐战略和反恐机制。以色列反恐战略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以色列的反恐机制是在复杂、艰难的作战环境中不断创新和完善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由于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与巴以冲突紧密相连,以色列仅靠强有力的反恐战略和反恐机制仍然不足以维护其长治久安。要想赢得反恐战争的最终胜利,以色列就必须全面、公正、彻底地解决巴以争端。     

以色列的网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网络安全威胁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受地缘政治与国际局势的影响,以色列成为遭受网络攻击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由于长期遭受网络攻击的威胁,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较早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建立了一系列网络安全应对机制。2010-2011年是以色列加强国家网络安全建设的重要时间节点,以《2010国家网络倡议》和以色列政府第3611号决议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为代表,以色列政府将制定国家网络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网络局的统筹规划下,通过政府机构、军情部门、学术界、产业界等之间的密切合作,以色列构建了一整套较为健全的网络安全维护机制,不仅有效治理了网络安全问题,而且通过与技术研发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合理的网络安全生态系统,蓬勃发展的网络安全产业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作为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引领者之一,以色列在网络安全治理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具备一定的网络战实战能力,值得其他相关国家学习和借鉴。     

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安全化问题评析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将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的国家。建国后，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历史演进以重大事件为标志，大致经历了军事管控政策的实施、军事管控政策的废止至《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与实施、《犹太民族国家法》颁布至当前4个阶段。由于极为特殊的建国经历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以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国家安全取向，维护犹太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成为主导以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演进的内在价值逻辑。从现实效果来看，虽然以色列的以国家安全为价值取向的族群政策，有力地捍卫了其“犹太民族国家”属性，确保了国家的整体安全，但基于犹太民族自身利益的绝对安全观，也使其面临着国内族群矛盾尖锐、国家凝聚力削弱、周边关系不睦甚至恶化的威胁与挑战。奉行和合共生的政策理念与重塑包容、合作的安全机制，是破解以色列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问题之路。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以色列反恐立法评析

基于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担忧,以色列建国后不久即颁布了《预防恐怖主义条例》,并分别于1980年、1986年和1993年对该条例进行了3次修正。该条例对于恐怖主义从概念界定、认定及审理程序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色列在反恐立法及其实践中,突出预防为主与攻防结合的国家反恐战略,注重培养全体国民的反恐意识,扩大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效果,引起不少国家的关注。     

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

苏联政府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 ,但在 1 947年 4～ 5月间其态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与苏联在二战后的全球战略、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原则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还受到苏联国家实力的制约 ,同时对犹太人在二战中所受遭遇的同情也是促使苏联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因素。虽然苏联这种亲以色列的政策持续时间不长 ,但它却成为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前提 ,对当时和以后的中东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色列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从当代以色列智库的现状来看,其特点包括:智库的发展历史普遍较短;地理位置分布大多集中于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法等大城市;很多智库与大学有依附关系;人员与资金规模相对较小;内政和外交研究议题交织;政治立场较之于政府更为自由和灵活。以色列智库通过"旋转门"机制、提供相关著述、定期出版杂志、参加广播电视节目访谈、召开各类研讨会、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形式,对以色列政治和外交政策施加间接影响。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伊朗核危机阴影下的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

伊朗核危机爆发后,以色列一直酝酿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打击。从实证研究来看,促进该战略实施的因素分别是: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转移以色列国内民众视线;联合国对伊朗实施了制裁;美国执行了模糊政策;以色列在先发制人战略运用上经验丰富。制约该战略实施的因素分别是:以色列进攻性军事力量的有限性;以色列国内政治派别的反对;以色列缺乏盟友的鼎力支持;国际舆论的反对;伊朗的反击能力。由于制约因素占上风,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受到遏止。未来这一战略是否得以执行,将主要受伊朗核技术发展走向、国际舆论导向和美、以、伊三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多重影响。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Non-Traditional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ith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equality, and coordination” at its core, dealt mainly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in external security. However, it did not touch upon internal security or other traditional 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a broader sense. Therefore it is a low form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nd a low form of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When reviewing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esides exter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ina has stuck to a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In comparison, taking “the people’s security as its aim,”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ONSO) embodies non-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t is, therefore, an advance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ough incorporating rich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 ONSO deals with various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as well. The ONSO is non-traditional in that it handles and highlights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is holistic because it pays dual attention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is advanced as it incorporate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y means of non-traditional thinking.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探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对于丰富国家安全学科思想内涵、完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整体性、综合性的实用型学科,从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不仅能为中国古代安全思想史研究提供补充,也有助于为国家现实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影响西周国家安全的要素涵盖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对这几方面的认识基础之上,西周形成了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思想包括“崇拜天神、祭祀祖先”,“礼以定序、乐以观和”;军事安全思想包括“以礼制戎、除恶务尽”,“统筹全局、重点部署”;社会安全思想包括“神道设教、伦常为纲”,“阴阳和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同属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国家安全思想系统,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自2017年第一个深度伪造的作品出现,深度伪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有心者制作各种深度伪造作品的门槛大大降低,导致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深度伪造作品。深度伪造技术既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也有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的负面作用。它不仅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国际社会本就存在的“信任赤字”更为恶化,而且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等领域制造了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团伙利用深度伪造对中国企业和民众进行诈骗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频频利用深度伪造的作品,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更是利用深度伪造争取中国的民意,造成部分民众认知的错乱;等等。要治理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就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架构下完善针对深度伪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国家安全学学科就犹如沙滩上的知识大厦,毫无根基可言。深刻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内涵,以国家安全问题为导向,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可使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国家安全极限等内容形成严密的逻辑整体。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以国家安全问题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国家安全问题构成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的“过程”和实现国家安全的“结果”的前提和保障。在“过程”中,国家安全问题通过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等要素的组合及其应用,得到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极限作为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结果”,意味着国家安全是一种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追求绝对安全必然导致安全困境,最终无法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追求共同安全是国家安全极限应有之义。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来构建其理论范式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