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遏制地方保护行为

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导致政绩考核的偏差 ,失之偏颇的政绩考核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行为。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大战、对地方市场主体非规范经营的庇护、封锁市场等现象都是新时期地方保护的表现。遏制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行为 ,就要树立科学发展观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 ,以引导地方进行良性竞争。     

取消GDP考核、重塑政绩考核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我国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和谐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把GDP这个宏观总量指标由地方政府作为主要的承担者,从而制造出大量低效甚至无效的GDP、虚假失真的GDP、暂时的和局部的GDP、社会和环境成本高昂的GDP,因此,必须将GDP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彻底消除,确立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体系,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政绩式改革"的生成逻辑及其治理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热情不断高涨,诞生了以"最多跑一次""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等较为典型的改革模式,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在全国推广。但同时也要看到,地方自主行为空间的增大和上级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指标从单纯的注重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与改革创新并重的转变,使得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策略发生明显变化,相伴而生的就是"政绩式改革"问题日渐凸显。"政绩式改革"的存在,使得地方治理易于陷入政府工作重心发生偏离、治理资源出现错配或无效配置、公共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真正干实事的干部难以获得晋升等问题。而增强顶层设计方案的可操作性、提高居民满意度在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帮助地方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理性的改革观和维持地方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治理"政绩式改革"的基本路径。     

关注

正对政府债务严加考核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防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

社会转型、政府管理创新、民主浪潮的澎湃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给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带来了挑战。但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寓于挑战之中,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面临的新环境,也必将为其创新带来良好的机遇。     

"幸福指数"该不该与政府政绩挂钩?

话题背景: 随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观也越来越为人诟病.在各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江苏省江阴市于2007年推出了一个"幸福指数政绩考核体系",意在引导地方政府将工作的注意力从过分追逐GDP转向更加突出地改善民生.     

涪陵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政绩考核机制研究

由于长期以来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涪陵区传统的政绩考核机制存在着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显性政绩轻隐性政绩等诸如问题,不仅误导了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使其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要求相悖,而且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及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为此,笔者从生态文明的＂绿色价值观＂和＂生态政绩观＂出发,对涪陵区的政绩考核机制进行重新架构,合理设计考核要素,力求为全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提供相应参考。     

公民参与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现状与原因探析

目前，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总体现状是令人鼓舞的。公民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来，推进了广大领导干部科学政绩观的树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地方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公民的全面发展。然而，从我国现行公民参与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意识、渠道、方式方法、类型、效果的现状来看，与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作一现实考量，进一步找出症结所在，以期发现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有效方法与对策。     

构建以GDP和GNH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古已有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己任,纷纷高举GDP的大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重复建设、过度消耗资源、环境污染等。绿色GDP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操作起来相当困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引入GNH的考核指标,与GDP一道重新构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     

个性话

<正>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人民幸福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必须把武汉促进中部率先崛起、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变成创造幸福、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过程,实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幸福指数与发展指数同步提升,努力建设民生幸福城市。发展GDP是政绩,提升GNH(国民幸福指数)也是政绩,而且是更重要的政绩。     

幸福指数的政策意义

近年来,幸福指数在国内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有人认为,幸福指数向GDP指标发起了挑战,将颠覆传统的发展观;有人提出测算幸福指数,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对于幸福的追求,即促使社会实现从追求财富到追求幸福的转变;还有人建议,政府应当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用以检测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并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而与此同时,对这些观点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因人而异的幸福感真的可以进行度量和比较吗?幸福指数真的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指标吗?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众的幸福感产生影响?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幸福指数能否成为一…     

干部考核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

正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依此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地依此评定下一级领导     

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基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视角

中国经济局部性过热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地方政府官员具有追求政治晋升的内在驱动力,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投资存在短期化、急功近利、不计成本、重复建设等特征,这使得中央宏观调控成本较高,效率却在递减。要改变这种状况,最重要的是改革传统的干部考核体系,构筑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     

夏正林:反思官员政绩考核制度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夏正林撰文指出,虽然关于政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也经常见诸报端,然而,仅仅看到政绩考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够的,由政绩考核本身引发的社会问题更应该得到重视,并且,我们应当反思政绩考核这个做法的本质。目前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做法就其本质而言,充其量只能说是政府层级的考核,或者说是政府层级管理的一个措施,而不能说是政绩考核。真正的政绩,说到底是人民对政府的评价,而不是由政府自身     

国外的“衙门”有多高？——美国：政府大楼像普通民居

在美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大楼不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通常属于不仔细查找很难辨认的那种。在美国，“衙门”大小并不代表政府“脸面”，与政绩更是毫不相干。     

论中国横向政府间的竞争

横向政府间的竞争关系是我国政府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居民流动性、政府间协调机制、法制环境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对我国横向政府间的竞争都产生影响。建立个人发展指数作为全新的政绩考核指标将指引我国政府间的竞争迈入良性循环。     

创造“隐性”政绩更可贵

每个领导干部都希望在任期内能干出一些政绩,赢得干部群众的口碑。但是,如何创造政绩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重视的可能是上项目、搞工程之类的＂显性＂政绩,对于那些涉及群众利益、利于部门单位长远发展,但是周期长、费劲大、见效慢的＂隐性＂政绩,往往不太注意去做,甚至不屑于做,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领导干部政绩量化评价的理论探讨

在对领导干部进行政绩评价中,存在的最大困难是政绩评价指标的量化问题,文章从政绩的比较、政绩的效益、政绩的校正三个方面提出了“比较政绩系数”、“政绩效益”、“政绩校正因子”三个概念及初步的计算方法,这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指标更容易量化、更好操作,评价结果更科学、更公平、更便于比较。     

政绩考核与农民生存:土地流转中基层政府的双重困境及突破路径

农村土地流转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方法。然而,由于政绩考核约束的存在,部分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出现了一些行为偏差,违背了土地流转的初衷。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尚在健全和完善之中,土地对农民而言仍具有重要的综合保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农民的生存根基,这使得基层政府陷入了土地流转中政绩考核与农民生存的双重困境。为突破这一双重困境,地方政府需要优化政绩考核指标、转变基层干部特权思想、提升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新官不理旧账”灼伤政府公信力

最近，有媒体披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扩大，究其原因，对地方政府“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绩考核“债务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