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美国研究

本文对美国的美国研究的范畴、理论方法、美国研究专业在美国大学里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和一个专业的最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表现在美国研究领域的美国学者不囿于传统的学科门户界限,积极借鉴或引进对自己有用的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创造性地开辟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新领域,使美国的美国研究始终保持勃勃生机。本文认为,中国的美国研究没有必要完全模仿美国的美国研究,但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资源共享的专业建制这两点上,中国的美国研究可以从美国的美国研究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反智主义与霍夫施塔特困境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因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1963年的出版而变成了研究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文化和美国历史的一个"标准"概念,在学界内外都产生了长盛不衰的影响。本文以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和美国史研究路径为起点,叙述《反智主义》创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与霍氏学术谱系的关系,通过对《反智主义》内容与观点的解析,延伸讨论"反智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力图揭示一种可被称为"霍夫施塔特困境"的现象——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高度"民主化"和"反智化"的美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

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一场以排外思想为理论根基 ,以反对天主教、犹太教、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为主要任务 ,以一些兄弟会性质的组织为骨干 ,以维护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为主要目标的运动。这场运动断断续续存在多年 ,至今余波未尽。它从下层开始 ,逐渐波及到上层 ,是美国社会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事件 ,也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制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美国本土主义运动与移民问题紧密相连 ,与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 ,同时还与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美国民族主义、美国主流宗教等问题不可分割。     

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

自立国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普遍平等的、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原则与白人新教精英主义的实践政治原则,这是美国政治二元结构的具体体现.两者的并存与相互矛盾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时也是美国体制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因素.民权运动与多文化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原则渐居上风,白人新教精英主义有所式微.这一变化有可能导致美国政治的失衡.在未来二三十年间,美国政治的走向取决于能否在新的基础上在普遍主义与精英主义两者之间重建某种形式的平衡,而这一过程中,不排除围绕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产生激烈政治冲突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学:从不仅仅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即使西方一直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它也仍然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统一体。纵观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美国的现实主义受到了结构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批判理论的挑战;从学科现状来看,西方的狭隘主义正在逐渐消失;从美国以外的区域来看,欧洲大陆学者在战略研究、冲突研究等一些主要的国际关系学次领域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探索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的国际关系著述,这种新的研究潮流对单纯使用英语造成的思想偏狭能够起到有益的抵消作用。因此,国际关系学并不存在霸权,学术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议程的差别一直存在,而且这种判断也可能适合欧盟和北美之外的地区。     

美国的美国研究：基于学科发展视角

美国本土的美国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社会和思想变革的产物，其根本属性是政治性，研究领域具有跨学科特点，并呈现出明显的跨国性。因深受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各种思潮的影响，美国的美国研究始终充满了问题、争辩、机遇与挑战。美国的美国研究在学科发展、范式、研究路径、研究对象、目标、任务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在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研究学科体系，培养国家需要的美国研究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新城市主义与美国城市规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郊化日益加快,都市蔓延成为美国城市化的趋势。导致了中心城市人口减少和郊区人口增加,都市空间放任发展,城市病和城郊病出现。对此,城市规划界不断探索,力图减少城市病与郊区病对人类生活的损害。其中成效最显著的是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本文在分析战后都市蔓延和城市规划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新城市主义与美国城市规划的关系及其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新城市主义强调传统邻里和步行街区等城市设计理念,关心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控制都市蔓延、恢复邻里关系、保持城市健康发展的尝试,在美国城市规划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却很难扭转汽车导向的城市规划趋势。     

重温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争论——兼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

本文对美国学界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是否衰落所引发的辩论进行了分析介绍,特别对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两位学者——美国衰落论的主张者保罗.肯尼迪与美国复兴论的倡导者约瑟夫.奈——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就此次辩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美国的力量状况,以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此次辩论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量度一国之力量问题,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值得继续关注。     

战后美国的儒学与民主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海外儒学的研究中心。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儒学与民主理论的比较研究是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大致分为研究起步、提出新研究模式和开展多层面研究三个阶段。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儒学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比较阐释。研究范式的更迭和演进是战后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批判性的解读和创造性的“误读”是贯穿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两条主线。     

慈善基金会缘何兴盛于美国

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慈善基金会所不可比拟的。慈善基金会之所以兴盛于美国有其独特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与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他们积聚了巨额的财富,这为他们创办大型善慈基金会奠定了物质基础;美国文化与宗教中鼓励捐赠、谴责贪婪的传统成为这些百万富翁创办慈善基金会的内驱力;当时的政治形势,尤其是“进步主义”和“黑幕揭发”运动及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是促使富翁们出钱财创办慈善基金会的外驱力。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催生了美国的现代慈善基金会。慈善基金会作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行为体,对美国内政外交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韩国政治发展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民主制度在韩国以宪法形式正式确立下来,此后,在制度层面和法律条文上,民主制成为唯一合理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介入,韩国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经历了颇为艰难的过程。韩国政治变迁是国际政治国内化的一种反映。由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韩国必须长期仰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这种战略需求,使美国成为影响韩国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美国对韩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以美韩政治关系为基础,美韩关系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决定了美国对韩国政治发展影响的内容、方式和限度。     

"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希望与恐惧:美国人口的悖论

21世纪以来,美国的人口状况有了新的变化。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年轻化趋势明显,结构日益多样化,且人口中心持续向西南部迁移,这些发展态势对于美国而言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如果保持现在的出生率和移民速度,美国将持续享受人口规模所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日趋多样化的人口结构正在使美国变成族裔问题越来越突出的社会,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冲击着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出于忧虑与恐惧,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保守势力大搞"恐惧政治"以维护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爱国者法》的通过、"茶党"的兴起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保守主义势力在政治上对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强烈回应。     

美国极右翼信息生产与社会动员机制——以匿名Q运动为例

近年来美国不断流行的反智主义阴谋论,是美国极右翼政治信息生产与社会动员的核心机制。美国的反智主义阴谋论通常带有强烈的福音派宗教色彩,受商业社会扩张的推动,主要在受教育水平偏低和意识形态保守的人群中流行,但当前阴谋论的生产和传播具备新的技术和心理基础。科技发展使社交媒体上的"数据空洞"得以被信息操纵者利用;美国社会"失范"、利益团体对立以及当前的历史性灾难,让社会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偏执心态"。美国极右翼政客抓住了匿名Q运动机会,利用新技术和偏执心态推广匿名Q阴谋论,打破了教育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吸引了大批狂热信徒。匿名Q运动与极右翼阵营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使其在特朗普任内得到极大发展。在大选失败后,特朗普支持者中的匿名Q信徒受到美国建制派的严厉压制,未来可能进一步走向极端,成为美国新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源头。     

社交媒体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基于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众政治极化作为当前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不仅降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也给世界经济与政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围绕社交媒体是否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争议，文章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提出了社交媒体通过公众身份认同的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研究假设，并利用ANES特别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主要有四点发现：一是社交媒体显著加剧了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二是内群体偏好效应在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中介机制作用；三是社交媒体对美国主流群体政治极化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不能帮助公众有效脱离社交媒体的影响；四是公众政治极化提升了美国公众的对华消极感知，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外溢影响。研究回应了学界有关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极化的争议，弥补了既有文献对中介机制挖掘的不足，对于理解当前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转型亦有一定的帮助。     

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从有效的国际主义到坚定的多边主义,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最后回归到有效的多边主义。虽然变动不居,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维和政策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主线,即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统计分析方法与美国政治学研究

统计分析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初统计分析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萌芽,至形成政治学研究常见运用统计分析的局面,再至当下大数据时代对研究范式的冲击,它的产生与发展走过了不同阶段,并依然在变化发展中。统计分析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发展归功于将统计分析方法与政治现实相结合的学者们的努力。统计分析方法仍在不断改进与更新,以应对内生性问题、数据结构多层问题、模型参数识别问题、统计显著性问题和因果推论难免的假设强弱等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统计分析方法依然会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将直面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分析技术相对于传统统计分析在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