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现状梳理与评价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公共政策问题被视为"既定的事实",因此缺少对政策问题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深入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议程作为政策问题形成的关节点,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政策研究开始向前决策阶段倾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价值、途径、模式的探讨上,而对政策议程与政策问题构建的关系、政策议程设定机制、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现状梳理与评价北大核心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公共政策问题被视为"既定的事实",因此缺少对政策问题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深入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议程作为政策问题形成的关节点,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政策研究开始向前决策阶段倾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价值、途径、模式的探讨上,而对政策议程与政策问题构建的关系、政策议程设定机制、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外压模式”下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分析——一种对公共事件催生解决机制的解读

自孙志刚事件起,一系列公共事件通过民众热议而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并导致公共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联系问题界定和政策制定的纽带,在政策过程阶段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基于民众参与程度与议程提出者身份的二维分析法,重点解析了在实践中蓬勃发展的政策议程设置中＂外压模式＂下的触发机制,对焦点事件、媒体和公众、利益团体以及政府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作用和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外压模式＂的政策议程设置的优越性和弊端进行总体评价。     

中国公共政策的公众议程设置模式的探讨

议程设置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设置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的质量和运行的效果。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精英政治体制,因此政策议程往往以政府议程为主导,而公众议程则处于弱势的地位。这种现状已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新的公众议程设置模式势在必行,本文提出了两种公众议程设置模式,即正式途径模式和非正式途径模式。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农村校车安全管理政策议程的建立——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为例

著名政策科学家约翰.W.金登教授的多源流分析框架是公共政策分析中非常有效的工具,对分析政策议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多源流理论引入我国农村校车安全管理政策议程中,梳理校车安全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及机会之窗,指出政府重视、焦点事件以及多方参与等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关注,并最终推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     

焦点事件对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焦点事件触发议程设置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打破了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内输入"议程设置模式的均衡状态,促使某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本研究采取案例分析方法,探讨甘肃、江苏校车事故如何推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对焦点事件通过寻找议程设置的触点、改变问题的显著性和吸引各方的注意,借助媒体与公众外在催化剂的扩散效应推动问题进入议程设置的最终环节,促使政策发生质的变化的基本逻辑。     

政府政策制定中官方决策者与非官方参与者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对政府政策制定中官方决策者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官方参与者博弈行为规律的研究发现,官方决策者对非官方参与者影响行动采取严格监管的成本、社会效益,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的成本,以及非官方参与者采取行动的成本、政策收益,不采取行动的损失、收益等因素决定着双方博弈的最优稳定策略。党和政府需要对利益集团进行严格的监管,提高自身管理利益集团的能力,建立常态化的反腐机制,使双方群体在利益博弈中选择最优稳定策略,即采取严格监管和不行动策略,维护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实现公共政策的治理现代化。     

邻避冲突作为公众议程:一个描述性框架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邻避冲突是公众反对邻避设施建设的公众议程,试图打破原有的政策垄断。公众议程的建立需要公众风险意识的形成、利益感知、群体动员以及群体行动等过程,并通过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而使自身要求成功地转变为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建立的关键在于群体行动能施加在政府容忍底线之上的压力。减少邻避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将非制度化的公众议程嵌入到邻避设施的决策过程中,将现实冲突整合为一个有序、制度内的利益协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优化邻避决策程序。     

试论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

建立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机制,是我国政治、经济改革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性和完备性的重要保证。由于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积弊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也由于公众方面受观念和素质的局限,导致我国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的缺失。而公共参与的缺失正是各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政策失误和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通过科学的民意调查、听证会、协商谈判、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建设,以及加强非营利组织的参与管理等措施,建立起完善的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如何避免"参与者困境" ——基于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的观察

如何让公众的参与行为利于公共政策质量的提升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热点议题之一。笔者认为,在探讨公众参与与公共政策质量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谁来参与"的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实践中已然出现了诸多由于公众"参与者困境"造成的政策质量低下的现象。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聚焦如何解决"参与者困境"的问题,从知识视角重新审视政策制定过程及界定公众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并对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者进行分析,发现在确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者时可以结合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对政策问题的认知来进行考量,从而减少或避免"参与者困境"的发生,为政策质量的提升打好基础。     

迈向统一的公诉政策——以实践中两类公诉政策的适用为分析对象

在对几个基层检察院的调查中发现，实践中存在基于某方面公诉政策的公诉裁量，但检察官在适用公诉政策时有不同的行动机制。这一行动机制在表面上与检察院推行的业务考评机制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实践中一些公诉政策的不明确性与非统一性，甚至非正当性。检察官在公诉政策不明确与非统一的情况下，绝对地排除其适用并不符合现代公诉制度发展的趋势，而且还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基于此，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明确与统一的公诉政策。这除了可以实现通过公诉政策调控公诉制度运作的目的之外，更为现实的意义还在于可以阻隔种种非正当性因素对公诉制度的渗透以及增强公诉制度运作的透明性。     

公民政策参与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探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途径,以政策参与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质上是利益关系,根据这种利益关系可以对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做出界分。公民政策参与实践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现实的反映,只有将公共政策体制和制度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分析视野,才能推动公民政策参与研究走向深入。     

浅谈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及对策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政策问题、政策本身、人的因素及政策以外因素都会对政策的执行造成影响,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为此,必须对复杂政策问题进行分解,分步实施;科学合理制定公共政策;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管;提高政策执行水平等。     

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以人为本是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因为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是有效实现公共政策的价值整合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需要。制定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需要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扩大公共政策形成中的公民参与、提高管理效能。     

论公安政策学的学科构建

构建公安政策学学科,是公安学学科丰富和发展的需要,是公安管理专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公安政策实践科学化的需要。公安政策学是以公安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公安政策是指特定的政策主体制定的用于指导和规范公安工作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方案的总和。它有多种表现形式,既有一般公共政策的共同属性,也有自己的特殊属性,如鲜明的政治性、突出的时效性、攸关的利益性和武力的强制性。公安政策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建立,所以有关公安政策的理论成果十分鲜见,对公安政策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也十分有限,从而造成公安政策在实践上疲于应付的局面。构建公安政策学学科体系,可以从基础理论、过程理论和实证研究三大方面着手。     

公共政策:从政策科学到建构主义

在传统的政策科学研究纲领中,政策问题是硬核,政策过程阶段论是保护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的政策研究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一新的政策研究纲领中,硬核与保护带转化成为政策行动者以及政策行动者之间在系列约束条件下的互动,公共政策不再被视为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或行为,而是政策行动者可资利用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的载体或工具。尽管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没有为政策研究编织出一个真正标志其科学性的花环,但它确实为人们理解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窗口。     

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高校扩招政策分析

高校扩招政策的存在有一定现实合理性,对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是近几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从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视角对该政策进行全面的认识。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过程,公民参与在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监督和控制各环节中都可实现。有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在质量、成本、秩序、条件等方面存在问题的看法是片面的。     

论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

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并不为公共政策领域所接纳。一方面是由于刑事政策的外延过宽或过窄,与公共政策的外延相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体系的局限性,现有的建构无法为刑事政策提供存在空间。要明确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着手,协调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概念的外延,调整公共政策体系的建构。     

试论政策咨询“超市”

当前政策咨询制度的基本模式包括专家咨询制、听证会制、咨询课题招标制等,这些制度在政府的决策咨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瑕疵,组建政策咨询“超市”的出发点正是弥补这些缺陷。在探讨政策咨询“超市”的框架和布局、初步分析它存在的优势、寻找其构建过程即将遭遇的问题的过程中,将逐步明晰创新我国政策咨询制度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