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公共政策多元价值取向的探讨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政策科学的基础问题,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近年,学者们提出并探讨了"以人为本"、"公平"、"公共性"以及"幸福"等价值取向,构成了当前公共政策的多元价值体系。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深入探讨,保证了公共政策的目标和方向,促进了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公共政策人本价值取向分析及路径选择

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除了体现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传统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外,还应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并将其贯穿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而扩大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则是公共政策人本价值取向实现的重要途径。     

从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看中国的城市更新政策

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保护公共利益。“以人为本”也是当今城市更新的主要理论依据。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防止城市更新过程中公共政策价值失范。扩大社会参与程度。严格事后责任追究制，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     

理论视域中的公共政策评估价值取向研究

公共政策的价值问题是政策科学的基本问题，价值取向是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所以公共政策评估价值取向研究是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不可缺失的向度。本文从理论视域探讨公共政策评估的内在价值寻求，构建了公共政策评估的综合价值取向模型。     

基于幸福理念的公共政策价值整合

效率和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选择和评价.幸福问题研究的兴起引发了对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思考,将公共幸福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有利于调解公共政策效率和公平取向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公共政策价值的整合.     

从批判实证主义的视角构建公共政策评估的综合价值取向模型

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公共政策评估价值取向研究是公共政策评估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从批判公共政策评估实证主义的视角,探讨了公共政策评估价值涉入的必要性,最后构建了公共政策评估的综合价值取向模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的转变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用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或发展观,随着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也在发生着转变.在发展观的指导下,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着变化.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观,决定了公共政策"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对性别平等产生消极影响,是导致妇女在就业、社会保障和性别分工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之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发展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决定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由效率优先向更为注重公平的转向,这种转向为中国的性别平等事业带来机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了切实提高性别平等程度,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提高妇女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促进妇女问题向公共政策问题的转化,营造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文化环境.     

治理取向还是管理取向?——中国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进路与趋势

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以及复杂社会下公共政策风险增加,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对公共政策绩效的关注日益提高。从公共政策绩效研究角度来说,对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整体进路的梳理与把握是公共政策绩效知识创新与知识增量的内在要求。文章运用批判理论的方法,对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背景、前提、焦点等内容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有两种取向,即管理主义取向和治理取向。两种取向都是以结果导向,但两者所秉持的进路不同。管理取向的进路秉持工具主义导向,研究焦点侧重于"如何实现对政策结果的客观评价以及绩效结果如何使用";而治理取向的进路则试图超越工具主义导向,认为绩效实质上是社会建构,其研究焦点侧重于"绩效评价的合法性以及绩效生产过程"。就中国实践需要而言,两种取向的研究都有其重要的价值,需要在实践中整合两种取向的研究,而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将为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     

论我国新一轮公共政策周期的主要价值取向

导致和标示公共政策活动周期的重要因素是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公共政策周期,这意味着我国公共政策主要价值取向的调整,即由"公平"取代"效率",各级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以公平为主要价值取向,为了公平牺牲一定的效率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公共幸福：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

财富和幸福的不同步增长引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关注。作为公共政策传统价值基点的公平和效率只是工具性价值范畴,而幸福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终极性的价值范畴。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公众实现幸福的手段或方式,二者内在地统一于社会公众对幸福的追求。公平和效率都不能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应该将公共幸福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     

民本文化建设视域下公安文化的建构：价值取向、实施路径与系统架构

立足于公安文化建设视域和我国公安工作实际阐释建构公安民本文化的价值取向、实施路径与系统架构，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即群众实践主体观、认识主体观、利益主体观、权力主体观、价值主体观，应以推进“民意导向”警务、建设警务共同体、深化警务公开为实施路径，应建立完善警民互动机制、警民合作机制、民主决策机制、监督督办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形成建构民本文化的内生动力和强大合力。     

简论政策公共性的价值及规范途径

公共性作为政策的核心价值,是保证政策合法性、权威性的关键因素以及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的标度。由于政策主体、客体及环境多重因素的作用,公共性缺失成为政策过程常见的现象,公共性缺失是对"公平、公正、公开"等价值理念,以及公共政策"公共利益"这一最为核心精神的背离,所以,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容的。因此,如何规范政策公共性是当前应予关注的问题。基于政策主、客体与环境在政策公共性缺失中的肇始作用,可以从政府主体、公众客体及制度环境三个角度着手寻找破解途径。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时代特征、逻辑进路与批判性建构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呈现出典型的功能双重性、价值多重性和技术非均衡性时代特征并呈现出体系化趋向。民生政治、制度创新、解构并重构固化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价值导向、技术导向和目标导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进路。体制性传递与“泛政策化”、选择性供给与失真性执行、政策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弱耦合性,是当前农村公共政策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带来的政策泡沫和信任危机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引发潜在的政治认同危机;涉农政策“打架”现象根源于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机制失调,导致制度性成本增加;制度创新热衷于制造概念并引致制度空转现象背离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要求。推动农村公共政策供给侧改革,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政策社会监督体系,优化农村公共政策内部考核评估体系,是新时代优化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基本策略。     

抗战时期章乃器经济思想经世性探微——一位非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学术取向

抗战爆发后,章乃器对经济问题关注的重点因为战争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战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兼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得以突显。他在抗日期间能更充分地将政治与技术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显具民本特色的财政思想;二、以充实国力为归宿的战时金融思想;三、以民生主义为导向的工业发展思想。他的思想历程突出了非经院派的爱国人士的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性取向。章乃器没有明确指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但是,他的民为邦本的传统性的政治追求却彰显无疑。     

发展与公共政策中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而人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人类政策活动的结果却是离人越来越远。今天我们在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上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发展与人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的终级关怀。     

马克思主义实践教育观视野下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培育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公安院校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教育观,把实践教育作为推进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路径,在实践教育中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公安精神教育、警德修养教育、价值取向教育、社会服务教育、警察角色教育,使实践教育成为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立法活动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的价值在于通过汇聚公众意志的方式增强项目、计划、规划或政策法律制定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以实现对公众利益的保障。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立法活动中公众参与的价值、实践情况及存在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以人为本”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实践

"以人为本"不是政府出于对人民表面性的尊重和技巧性的策略而提出的政治口号,它是在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西方"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础上的积极扬弃和继承发展。"以人为本"内容十分丰富,既可从社会主义本质观方面得到总体体现,又可从利益分配、执政方式、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具体层面得到体现。要想"以人为本"真正产生功效,使其从"应然"渐进到"实然"的状态,在实践中就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价值主体地位,而且要将其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根本依据。     

公安机关坚持执法为民的几点思考

公安机关坚持执法为民的思想由来已久,然而在执法为民贯彻落实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主要是执法为民思想进一步深化落实中的问题、公安执法方式手段变革与创新中的问题、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的问题。     

政策问题建构线性模式及其解构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政策问题建构模式体现为一种线性模式。线性模式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贯穿于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力的方向单一,二是政策问题建构的主体隔离,三是政策问题建构的价值单一,四是政策问题建构固定为政策阶段论的一个环节。随着后工业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快速增长,政策问题建构的线性模式被解构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流程无法真实、准确地建构政策问题;社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对碎片化管理提出了质疑;单一理性主义受到挑战;政策阶段论也被迫宣布解体。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社会治理的机制导向应转向服务导向,政策问题建构的合作模式成为更符合情境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