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关系问题研究

国家和人民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关系问题,用税收契约理论解析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关系,确立合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税权均衡：算法决策对纳税人权利的冲击与回应

算法决策正成为“互联网+税务”以及智慧税务建设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提升了税收征管的效率,另一方面受算法规则不透明、“黑箱”属性以及难于解释等因素的影响,国家税权呈现扩张趋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如知情权、陈述与申辩权以及救济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自然人对算法的解释权,但这在税收征管领域因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而难以直接适用。为此,可以引入税权均衡理论,考量如何在算法自动化决策场景下,平衡纳税人税权与国家税权的关系,并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权力制约权力、纳税人救济制度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回应。     

论税权

税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税权属于法律上的概念，税法是公法，税权属于公权，税权是法律上明定的权利或权力，它是权利与权力的统一。税权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取得财政收入，在税收立法、税款征收、税务管理等方面的权利或权力，是取得财产所有权之权。税权的内容包括：立法税权，又包含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执法税权，又包含税款征收权和税务管理权。税权不仅需要国家政治权力的保护，而且更需要直接的司法保护     

税权的宪政逻辑

税权是一个普遍使用而缺少权威界定的法律范畴。从本源上看,税权是国家主权的派生物,有什么样主权性质的国家就有什么样性质的税权范畴;宪政国家的人民主权本质决定了以税收为物质基础的一切国家权力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使得权力和权利在物质和意志本源上实现了统一,具有同质性。税权范畴是对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与权利同质性的概括和抽象,具有主权性、多维性、利益性、法律性特征,其宪政构造包括国家税权和人民税权两个方面,是一个统摄国家税收法权和人民税收法权的宪政范畴。     

论税权二元结构及其价值逻辑

目前学界关于税权概念存在着一些争拗,而税收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入和运用,有助于对税权内涵及其本质的深层解构。显然,税权作为国家税权力与纳税人税权利的统摄,并非仅仅是一种语义上的概括,而是税权力与税权利互为债权债务关系表里的必然,其主体不仅包括行使税权力的国家,还包括授权国家行使税权力的纳税人,而且始终以保障纳税人权利的良好实现为依归。本文试图运用税收债权债务论和社会契约论来分析税权的概念和内涵,澄清税权的外观结构与内在本质,进而揭示宪政语境下税权结构生成的价值逻辑。     

论宪政语境下的税收监控

英美法早期的宪政运动表明税收监控是宪政产生的推动力量。近现代税收监控的宪政实践要求税收立宪,这是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税收是政府基于公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财产权又是公民权最核心最基本的权利。因此,赋予和保障纳税人税权、限制国家税权是税收监控的应有之义。     

税权的定位与分配

税权是税法研究的核心。在国际法上 ,税权定位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内法上 ,税权可从广义与狭义、主体与客体等层面分别定位为国家权力、国民权利、国家管理权、国家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权的横向分配和纵向分配都有不同模式。我国税权分配模式的现实选择 ,既有其根据也有其问题 ,需要在改革中完善     

从税权划分看我国地方税制立法体系的完善

税权划分规范与否,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制体系能否规范建立和有效运行。针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税收征管权交叉重叠等税收权划分问题,本文比较国际上通行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认为我国应选择“合理集权、适度分权”的分权模式。并指出赋予地方适度税收立法权、合理调整税种归属及其征管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前规范我国税权划分、重新架构地方税制体系的具体政策选择。     

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考察近20年的税收规范性文件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税权集中在中央的基本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收入,因此,地方财力由地方自有财力以及上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构成,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促进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自此,税权持续向中央集中。税费改革后,非税收入也逐渐纳入预算管理,同时,事权却不断向地方分散。中央既要抑制地方要求分享税权的冲动,又必须在税收立法时适度兼顾地方税收利益诉求。考察国务院、中央财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近20年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轨迹。     

再论税权——从税法体系化的角度切入

由于具有显著的体系化效用,税权应当成为税法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面对税法的体系化诉求,税权理论研究有必要在税权的基本形态、法理逻辑以及如何以税权概念为中心来设计和安排税法规范体系等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税权规范构造则需在“国家税权利—纳税人税权利”和“国家税权力—纳税人税权力”范式框架内进行其内容的具体设计。税法法典化承载着实现税法体系化的时代重任,税权进入税法典体系可考虑从明确税权的法律概念与基本权能、构筑税权行使的一般规范以及确保税权与税法价值、税法基本原则等正当衔接三个方面入手展开整体构思。     

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税权集中在中央的基本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收入，因此，地方财力由地方自有财力以及上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构成，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促进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自此，税权持续向中央集中。税费改革后，非税收入也逐渐纳入预算管理，同时，事权却不断向地方分散。中央既要抑制地方要求分享税权的冲动，又必须在税收立法时适度兼顾地方税收利益诉求。考察国务院、中央财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近20年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轨迹。     

我国物业税税权的纵向分配立法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再次将开征物业税提上官方日程,物业税立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长久以来我国对物业税税权的纵向分配问题却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税权分配的不明确已经成为我国开征物业税最大的难点之一。本文在对各国物业税税权分配立法经验加以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物业税税权的性质加以准确定位,并结合我国特殊国情,从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三个方面对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权限进行合理划分,以期对我国物业税税权的纵向分配立法进行有益的拓展。     

财税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担当

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强调财税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历史担当。财税法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定位,而财税法的变革又往往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声与推手。相较于其他改革路径,财税法治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共识最大、阻力最小、最容易操作的优选路径。在民主法治精神下,财税法强调公共财产、理财治国、财政控权、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观念。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和"牛鼻子",是理顺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要抓手。目前,设税权回归全国人大与预算权合理配置是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两大焦点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与财税法制创新

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不利因素,必须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各种改革路径中,法律手段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财税法在各类法律制度中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可以发挥最直接的作用。分配正义是引领收入分配与财税法制创新的共同价值与目标,而其内涵在我国当前主要体现为对公平的重视。财税法从价值、功能到结构都与分配正义的内涵相契合。在与收入分配改革的互动中,财税法需要在平衡国与民、央与地、贫与富的关系上发挥作用,体现出财税法制创新中的分配正义观。     

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分析

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政府长期以来单方面征强制行使征税权力，通过约柬政府的征税权来实现对统治权的控制则是宪政出现之后。”在公民社会中，任何人的行为和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政府行为——征税权。而国家税收的源泉就是公民的财产权，基于税收的国家公权力则是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分别作为国家的基本权力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具体的体现就在税费的征缴上，但是国家征税权的对公民财产无偿剥夺的强制性权力，常常造成二者在直接表象上显示为直接冲突。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是否契合的关键就是能否实现用税收法定原则来控制国家征税权这条基本路径。     

纳税人税权研究

纳税人税权是纳税人享有的与其纳税义务相对应的基本权利,其与一般的纳税人权利有明显的区别。纳税人税权的性质为纳税人的财产所有权所衍生的一种社会权利。纳税人税权的存在有其法理根源、宪法根源和经济根源。纳税人税权的具体内容包括税收使用权、税收知情权、税收参与权、税收监督权和请求权等。     

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之法学研究

本文探讨了完善我国分税制的法律保障措施,主要认为要选择合适的税权划分模式,完善我国税权分配制度,完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取消税收返还并采用规范转移支付方式、尽快建立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模式、完善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     

关于"税权"概念的法律思考--兼与张守文先生商榷

税权的主体、标的和内容不具有同质性,难以总结出一般的特性和共性,只能对税权的各项子权利作个别的描述,所以无法将"税权"定位为所有税法权利的上位概念,而只能在非严格的意义上将其视为税收权利的简称.对任何法学概念,不管是借用概念还是固有概念,都必须严格界定其内涵与外延,不根据本学科内在发展规律的需要随意移植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政治宣传领域的名词与制度,会造成学科理论基础的不稳定以及体系的紊乱,有碍于本学科的长远发展.     

掠夺之手抑或扶持之手——论私人财产课税法治化

现代国家,税收不再只是国家汲取能力的体现,国家更应通过税收杠杆的运用,体现对纳税人财产权益的扶持。从理论上看,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权二元结构说等内涵了对私人财产课税的法治化要求。形式层面的税收法定和实质层面的税收公平则是私人财产课税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从制度推进看,实现私人财产课税法治化,需要经历程度不同的三个阶段,我国目前处在课税法治化的第一个层次,应首先在形式上实现税收法定,然后追求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并最终实现从宪政的高度对纳税人财产权保护。     

国家课税权的法律解析

国家课税意味着以国家为主体无偿地“剥夺”国民财产,为保证国家课税权和国民基本财产权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对其进行宪法控制或规范极其必要。只有获得了宪法上认可与支持的课税权才是合法的。在对国家课税权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税合法化的路径———税收立宪,强调国家课税权的权力与权利的双重性质,并探讨了对国家课税权的制约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