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物业税税权的纵向分配立法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再次将开征物业税提上官方日程,物业税立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长久以来我国对物业税税权的纵向分配问题却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税权分配的不明确已经成为我国开征物业税最大的难点之一。本文在对各国物业税税权分配立法经验加以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物业税税权的性质加以准确定位,并结合我国特殊国情,从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三个方面对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权限进行合理划分,以期对我国物业税税权的纵向分配立法进行有益的拓展。     

税收立法权的分配与协调

一、税收立法权的层次性税权是个复杂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税收学或税法学上的认识与使用都比较混乱,也因此产生不少不必要的争论。但一般认为,税权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使用权。其中,税收立法权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权力,是其他税权的渊源。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研究税权的配置,还是在实践中划分各个国家机关的税权权限,都必须对税收立法权的分配与协调做出研究。税收立法权的配置问题解决得得当,税收征管权、税收收益使用权的配置、协调与运作便有了法律依据,也具有了合理性。基于此,税收立法权是整个税权体系的核…     

货物和劳务税制再造的法治考量

我国当前的税制改革以改造税种且简化税制、调低间接税的宏观税收负担比重、改进税收征管效率为核心,进而促进和保障中央地方收入划分规则的改进,除此,还应当促进微观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税收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及其再造税制的结果都应当服膺于税收法治的要求。货物和劳务税制之再造应当遵循扩大征收范围、调整征收环节、简化税制结构、改进收益划分的思路,基于"对货物和劳务普遍征收增值税、选择特定消费品或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的定位,分别制定"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与此同时,废止大部分收入归地方的营业税和由中央独享的车辆购置税。货物和劳务税制再造的目标是:增值税的税率结构简化、税收负担适度降低,由中央分享75%逐步过渡到中央独享;消费税的税率结构应当体现经济政策中的限禁意图,由中央独享逐步调整到地方独享。两税分别由国家和地方税务局负责征管。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在不同时期呈现相异的经验与问题。1949年到19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大起大落,缺乏稳定的法律规范。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基本实现了预设的目标,但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税制不平等并且按税种划分收入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问题,虽然分税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在整体上基本到位,但是各地财政收入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只有在诸多方面实现财税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比如分税制的收入划分应遵循效率、公平和适应等原则;税收征管体制必须尽快立法化和司法化;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获得合理分配;在地方获得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界应更加明晰。     

税收法定视域中的地方税收立法权

税收法定直接决定着税收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统领着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体系，并演绎着三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地方立法无权涉足税收问题不仅是我国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法制传统，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单一制的思维定式。央地财政关系的失衡表明，仅仅让地方分享一定的税收收益，难以适应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改革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使其拥有相对完整的税权，是破解地方财政困难、合理建构央地财政关系的现实考量，同时也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只有对《立法法》上的税收法定条款做适度的修正并使税收法定回归其本来意义，才能在规范层面上为地方税收立法权开辟生存空间。在证成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同时，还需特别强调对其的监督与制约，这或许可以成为激活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突破口。     

论地方税收管理权

税收管理权是衡量一级财政自主程度的重要参考。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财权问题，而财权问题的基础又是税收管理权问题。税收管理权包括税收的立法权，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的调整权和税法的解释权等内容。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是不完全的分税制，在税种划分、税权划分、征管范围的划分等方面存在不少的缺陷和问题，而税收管理权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则是分税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税权重构的法律思考

税权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法的核心内容。我国于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对税权进行了配置 ,但从多年运作的情况看 ,这种税权配置存在不少问题。就中国税权的重构作了一些初步探讨 ,并建议赋予地方以适当的税收立法权 ,合理划分税种 ,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应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并有效实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适当下放。     

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之构建——以税权配置为视角

随着“营改增”大幕的拉开,梅建地方税体系以保障地方财力稳定增长的“老问题”重现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聚光灯下.本文以税权配置为视角,考察了1994年行政主导型分税制体制下的地方税的税种结构、税收规模存在的弊端;分析了地方政府为履行事权而寻找替代财源进而引发的非税收入、土地财政、地方债等问题;提出在突破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重新选择地方税税种;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相结合的改革要求,构建多税种相配合的复合地方主体税种体系;同对附约束条件地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并明确与完善其税收征管权.通过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从宪法和法律上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提供辖区居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     

浅议我国分税体制的立法困境与突围

分税制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国分税制历史的简要回顾,分析了分税制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缺少完整立法,地方税权小,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合理,转移支付有待立法。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立法上的建议:制定作为分税制依据的税收基本法,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权,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制定转移支付法。     

斜向府际税收竞争的法律规制——以股票转让所得课税规则的变迁为对象

我国股票转让所得课税规则的变迁经历了"征税—暂免征收—部分恢复征收—返还部分税收"四个阶段,相应的法律文本为《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核心内容分别是给予、取消以及变相恢复税收优惠。上述规则的变迁反映了税收减免权在中央财税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及其冲突,这种斜向府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斜向府际税收竞争的产生,源于财政分权不尽规范和规则设计不甚合理等制度成因,它形式上违反税收法定、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原则,实质上也侵害了税收征纳各方的合法权益。法律上应当对此进行规制,既要减少税收竞争发生的可能性,又要解决税收竞争引发的问题。     

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征税与征收模式辨析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正面临"征收+出让"抑或"入市+征税"的模式选择难题。由于在公共基础设施成本与收益的测算、土地自然增值与非自然增值的区分以及土地增值税的税基、税率确定上存在诸多困难,征税模式在回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实现地利共享的目标上不占优势。而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面临后续经营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会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和地利共享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大风险。实际上,征税和征收绝非截然对立,土地增值税在性质、功能和效果上与土地征收有相似性,人为拔高征税地位,认为其比征收更文明的观点并不科学。因而,我们尚不能断定征税必然优于征收,故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仍需因地制宜,让"征收+出让"与"入市+征税"两种模式相互竞争、借鉴,并在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目标下获得融贯发展。     

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正名与规范

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是要求征税权由立法机关保留,但税收调控权不应由立法机关垄断,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不应笼统地适用于所有有关税收调控的立法行为。行政立法可以规范消费税的基本制度,以及仅涉及部分行业、部分地区的税收调控措施。同时,应当设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宏观调控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税收调控中的所有行政立法,并且在宏观调控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税收调控中行政立法的前提条件、行政立法中可选择的调控措施及调控幅度。     

论推定课税的法律规制

推定课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防止税款流失,提高征收效率,保证税负公平、合理的同时,也给滥用征税权力或权力寻租开启了方便之门,因此迫切需求对其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对德国、日本、美国、中东欧国家以及我国大陆的推定课税制度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我国推定课税制度存在形式和内容的诸多缺陷,在实践中存在普遍滥用的倾向。分别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提出了规制措施。在实体法上要坚持合法、合理和有利于纳税人的推定原则,重塑推定课税的权义结构,并对其适用情形作出严格限定;在程序法上则要坚持分权制衡原则,正确使用推定课税方法,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法理解析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发生在税收实体债务实现过程中征纳主体之间的权利 (力 )义务关系 ,是税法规范作用于税收征纳关系的过程和结果 ,它作为税法秩序的存在形态和税法的运行范畴 ,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通过对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内在特质、多种类型关系的交织性进行详尽的法理分析 ,提出并论证了平衡精神和程序保障原则作为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本质的正当根据。     

论我国税收法定的缺失及其实现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税收法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税法基本原则,其本质在于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及对国家征税权力之限制。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及税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折射出税收法定及其基本精神在我国的缺失。因税收法定之缺失而产生的危害,需遵循税收法定之基本精神与要求,从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确立最高立法机关对税收基本制度的专属立法权、规范与监督税收授权立法等方面予以消解,进而实现税收法定。     

房地产的财税法调控研究

对房地产调控的税收措施相对比较完善,但"土地财政"却消解了部分税收调控作用。要改革财政体制,在体制内增强地方财力,改变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取消对个人自住房产免纳房产税的规定,强化土地增税清算、完善并严格执行"二手房"交易相关税收政策,降低房产交易价格,抑制投机购房,发挥财税制度对房地产的调控作用。     

欧盟国家地方税立法权问题初探

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地方税立法权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地方税立法权制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宪政体制,而且与该国的历史与传统也紧密相关。欧盟国家的地方税立法权体制因各国的国情不同而不尽一致,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所采行的模式颇具代表性,基本囊括了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主要几种模式。对欧盟这几个主要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地方税立法权进行考察,有利于对中国在构建本国的地方税立法权体制时将其作为参考借鉴的资讯。     

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中的财产权保护

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适用中的具体原则,其理论基础是量能课税,适用领域主要涉及纳税主体资格的确认、税收客体的归属、征税客体的合法性、无效和可撤销行为的税务处理、税收规避防范等方面。为了贯彻税收实质公正的理念,严格恪守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坚持法律的实质课税主义,并注重在具体的条款中来落实实质课税的精神,协调好国家征税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冲突,真正做到依法治税与实质课税的有效统一。     

税收法定与立法保留

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对现代法治主义和民主宪政的出现,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今世界倡导法治的国家纷纷在宪法中对其加以规定。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税收立法权的行使远离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因此在找出其原因的同时,要探索一条通向税收法定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