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异议制度的冲突

我国的《物权法》第106条明确规定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同时《物权法》第19条、第21条又规定了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的不动产登记异议制度.在此情况下,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就会与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产生冲突.比如甲将A房卖给善意第三人乙,且乙特A房的产权过户到自己名下,但事后丙对甲原有A房的登记提起异议,并且异议成立,在此情况下,谁对A房享有所有权,是善意第三人?还是提出登记异议的利害关系人?本文认为应当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乙的利益.     

权利外观与诈骗罪认定

行为人利用虚假的权利外观实施表见行为,第三人对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向行为人给付对价并取得相应财产,根据权利外观理论,民法对第三人财产予以保护,不利后果转由真实权利人承担。但是,刑法的价值取向、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法律关系强行转换导致的处罚漏洞,阻断了将该理论适用于犯罪认定的现实可能。在规范层面将财产损害分为损害发生与损害分配,刑民对损害发生的认定相互契合,均将第三人作为表见行为的直接被害人;与此同时,刑法对损害分配不作评价,在法律事实的相对性层面,刑民又各自分立。第三人是遭受财产损失的刑事被害人,在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的案件中,行为人通过隐瞒自己并非真实权利人的事实,致使第三人陷入认识错误交付财物,成立诈骗罪。     

权利外观保护理论及其在我国民法典中的设计

权利外观保护理论产生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向过程中。现代民法应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原则来对待,其构成中的共性因素包括事实上之外观、善意、实施交易法律行为,而"本人与因"只宜作为具体规则设计时可酌情考量的个性因素。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在总则部分规定权利外观保护的一般条款,建议表述为:"第三人合理信赖权利外观而与非真实权利人为法律行为时,其依据该法律行为所取得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适用中应遵循穷尽原则,并关注其配套机制的构建和运用。     

房产登记权利人之间权属纠纷解决机制之检讨——基于案例的实证分析

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但是因权利人、相对人或者不动产登记机关等的过错,不动产登记薄记载的权利与真实的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不可避免。立法通过不动产登记等制度衡平登记权利人、真实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设定利益之间特定的位序,以维护＂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于登记权利人之间的权属纠纷,房产登记簿不能当然地产生确权效力,因为房产登记簿仅有证据意义而非事实表述,可以被推翻。     

擅自出售登记于自己名下他人房产的行为定性

刑民交叉的案件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一类疑难案件．它往往需要接受多重法律的规范评价。擅自出售登记于自己名下他人房产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明确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归属和占有状态是认定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在合同对方当事人善意取得涉案房产的情形下，案件不宜定性为合同诈骗罪，、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罪、侵占罪的对象，在不动产的名义登记人和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情形下，名义登记人事实上已经占有该不动产，行为人对自己占有的不动产进行非法处分，虽不能构成盗窃罪，但可以构成侵占罪。     

非依法律行为之不动产物权变动

基于非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 ,而是因法律规定的事实条件的成就而直接生效。在权利取得人办理不动产物权取得登记之前 ,其所享有的权利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而且非经办理取得登记 ,权利取得人不得处分该不动产 ,但如已完成处分行为 ,该处分行为应为有效。     

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

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和善意取得制度是两种构造迥异的物之交易信赖保护机制。善意取得制度以占有不足以充分表征动产所有权为构造前提,以竭力衡量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为轴心;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以不动产登记簿可以作为权利外观为构造前提,以完备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为根基。善意取得制度的效果只能是第三人由无权利人取得物权;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所具有的效果不但有积极信赖保护与消极信赖保护之分,且其积极信赖保护的内容除由无权利人取得物权外,还包括由有权利人取得物权、受领给付、获得权利顺位等。因此,以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不动产交易的便捷与安全,其局限非常明显。物权法第106条应限缩解释为主要适用于动产,不动产交易的信赖保护可通过解释物权法第16条来实现。     

著作权重复转让与重复授权纠纷的解决——《女子十二乐坊魅力音乐专辑》著作权纠纷案评析

著作权是绝对排他的权利，排除任何人的侵害，善意受让人或被许可人也不例外。对善意受让人或被许可人的受让和使用行为，虽判令其停止侵权，但不应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正确认识著作权重复转让、授权与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彰显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著作权善意取得制度，以有效地解决权利变动中在先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     

浅析盗窃罪中的间接正犯

实践办案中,盗窃罪和诈骗罪之间有时存在较为模糊的界线,两罪在量刑上也有较大的区分。并非只要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导致对方将财产"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人,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罪也有间接正犯,盗窃犯罪完全可能使用欺骗手段利用不具有触犯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取得财产。如何准确判断行为人行为的定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就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动机、客观行为,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研究

票据权利具有类似于"物"的性质,具有典型的权利外观,因而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在票据法上有了广阔的适用空间。同时为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善意取得制度对票据而言就有了极大的必要。但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以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方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论夫妻财产关系中善意第三人的界定

夫妻财产关系善意第三人是与婚姻关系当事人之一方发生财产关系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存在权利瑕疵而取得权利并受到法律保护的人。该制度源于民法上善意第三人制度,但是实践中善意第三人的权利保护还没有做到位。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善意取得制度,又被称作即时取得制度或者是即时时效制度,这是一个广泛被世界各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民事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无权转让财产的财产占有人将财产转让给了第三人,若第三人是善意的取得,那么他对该财产就具有合法的所有权,原所有人并不具备要求第三人返还的权利,但是可以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从这个概念可以得出结论,善意取得对财产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以及善意第三方非常重要,目前一般都认为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为优,虽然目前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已经确定立法,但在理论研究上仍然具有很大的争议.本文主要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进行正当性分析,肯定《物权法》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研究

票据权利具有类似于“物”的性质，具有典型的权利外观，因而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在票据法上有了广阔的适用空间。同时为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善意取得制度对票据而言就有了极大的必要。但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以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方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物权法》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但是物权法的规定并没有平息关于善意取得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激烈。善意取得制度既应适用于动产也应适用于不动产,既应适用于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而由第三人占有的财产也应适用于非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而由第三人占有的财产。第三人善意的时间应为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时间点。善意与非善意的证明责任应由否认第三人善意的人为之。在善意取得制度下应认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有效。善意取得制度不适用于具有特殊性质的财产,所有权人可以取回,但所有权人应给善意第三人以补偿。     

略论刑法视角中的婚内强奸行为

本文针对近年来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婚内强奸行为的定性问题,从刑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婚内强奸行为应当以强奸罪论处,并试着就此提出几项立法建议,以期实现在法律中全面保障广大女性的权利。     

从受让人角度看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类型化——兼谈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修改路径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将因受让人之主观状态不同一分为二。当受让人系恶意,权利外观将失其效用,传来取得无由发生,合同效力待定;受让人为善意时,权利外观——法律的直接干预——阻断了权利人的返还请求权。“众人皆误乃创设权利”,善意使不真实之权利状态与受让人所信赖之权利状态一致,法律的干预赋予出让人以“处分权”,但该处分权不得对抗权利人,因此受让人之善意亦能使无处分权合同有效。     

“偷租”行为之性质认定

刑法作为最为严苛的部门法，它的适用涉及人类最宝贵的核心利益，应当周密、严谨，不应该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悟中完成生杀予夺。财产犯罪具有双重性质，“偷租”行为的不当得利因素不能成为阻却其构成犯罪的事由，偷租不动产并不等同于侵犯不动产所有权本身，不能以盗窃不动产进行认定。我国《刑法》并未规定“使用盗窃罪”，具有返还意思的“偷租”行为，并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对偷租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坚持“刑事看行为，民事看关系”的规则，“偷租”行为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认定为诈骗罪。     

秘密转移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行为的定性 ——以支付宝为例

秘密转移他人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资金的犯罪行为表现为直接转移平台账户内资金和转移平台账户所绑定银行卡内资金等两种行为方式。司法实践中应区分这两种行为方式，对直接转移他人支付宝账户内资金的行为以盗窃罪认定，而对转移他人支付宝账户所绑定银行卡内资金的行为以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从刑民结合的角度来看，应认定第三方支付平台是提供资金转移服务的中介机构，刑事认定可突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接受指令运行行为的思考，民事认定可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银行、账户权利人之间合同关系的框架下把握。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非法占有 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

在第三方支付环境下通过偷换店家收款二维码获取本应为店家所得的营业收入的行为，其定性应当从行为效果针对买家和店家的不同进行分析。该行为对买家构成诈骗罪，对店家则构成盗窃罪，但由于被侵害的法益事实上只有一个，不能被评价为想象竞合犯，因而陷入定性的困境。为此，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应当对在第三方支付环境下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义务进行重新分配。就店家而言，其应当负有保证支付设备安全的义务和价款支付检验的义务，所以对偷换店家收款二维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绝大多数理论构造与我国所继受的物权法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只有权利外观说最适应我国的民法体系,也最符合我国的立法目的。依据该说,当事人间仅因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完全的物权变动。但在当事人进行移转登记之前,第三人由于信赖物权尚未变动的权利外观而从事了交易行为,法律保护此种信赖,承认第三人在登记后可以取得该物权。我国法律原则上仅保护善意第三人,总体上符合效率价值。但是参考比较法和法经济学,也应该承认一些例外:侵权人等完全无权利的人、继承人、连环交易中的前手或者后手、狭义的一般债权人和特定物债权人属于绝对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可以对抗之;破产债权人、扣押债权人、参与分配债权人等属于绝对不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不可以对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