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中的和解

传统行政法中的单方性、从属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和不得和解性等观念，直接影响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提出。本文在借鉴国外诉讼和解制度的基础上，对和解与调解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大胆地提出行政诉讼可试图建立和解制度。对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控制提出一点粗浅的意见。     

行政诉讼和解适用范围探析

行政诉讼案件除行政赔偿外一律不得进行调解,但目前行政诉讼中原告在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自行撤诉,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解决了行政争端,这实质就是一种变相的调解。鉴于实务中存在滥用和解制度的倾向,厘清哪些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探讨就非常必要。对于行政案件类型化的探讨也可以使法院在审判实务中有更加明确的参考标准。     

国家与公民的合意——论行政诉讼和解

行政法的传统学说因强调行政行为的公权性和不可处分性,强调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的特性,因而在行政诉讼中排斥国家与公民的合意,中国行政诉讼实定法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在域外,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行政诉讼和解则是通行的制度,行政诉讼中是存在合意的。文章辨析了“和解”与“调解”,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和解的实际状况,着力论证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必要的限制。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一点思考

当前,在行政诉讼领域一种在法官的参与下合意式解决争议、协调官民矛盾的新机制,已被纳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和行政法治创新的重要方面。如何界定这种新制度,是协调、协调和解、和解还是调解？这是学界争议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亟待澄清的首要问题。笔者通过考察中外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建议在我国修改行政诉讼法时采用行政诉讼调解这一概念。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问题再研究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案件除行政赔偿外不适用调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规定已不能满足行政诉讼实务的需要。人民法院解决行政纠纷时变通进行和解、协调工作,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同时也暴露了缺少调解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纳入人大议程,通过修订现行行政诉讼法进行尝试和探索,待时机成熟再订立单行法是较好的选择。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牵连以及有限调解原则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没有规定如何解决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并存的问题,因而在审判实践中出现大量此类情形时无章可循;同时,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明确排除了行政诉讼中对调解的适用,导致审判实践中出现的行政诉讼调解结案成为非法。为适应审判实践工作的需要,建立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并存时的处理原则以及建立有限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均属必要。     

浅析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法律依据

当前，现行《行政诉讼法》对于一般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的规定与司法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协调和解的现象很不协调。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协调和解制度加以规定的做法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建立和谐统一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     

民事诉论和解制度比较研究

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合意解决民事纠纷、结束诉讼的一种制度。当前 ,法院调解制度的存、改、废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但是仅仅就调解论调解很难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应以和解制度作为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导向。诉讼和解制度需解决下列问题 :诉讼和解的性质 ;与调解、判决的关系 ;法院在和解中的作用 ;和解的具体程序 ;和解协议的效力 ;生效和解协议的救济等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与课题

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 ,建立完备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 ,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为制度的使用者考量 ,也应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从而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课题 ,如在调解中怎样实现自愿与平等协商 ,如何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 ,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反悔权利以及和解契约的拘束力问题等等     

试论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

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案件是通过行政协调、“案外和解”来解决的，并最后以撤诉的合法形式来规避禁止性规定。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刻意避开调解的字眼，但是其实质就是调解。而且这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是解决行政纠纷最便捷最有力的方式，它更有利于息诉止争，案结事了。在鼓励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共创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如何从制度上加以规范、消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所产生的尴尬，消解因制度空缺带来的不良因素，研究如何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彻底结束行政诉讼调解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状态，将“行政协调”置于司法审查之下，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行政诉讼和解应该缓行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近年来行政诉讼领域讨论较多的话题,从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状况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暂缓建立这一制度,待条件成熟时再予以确立实行。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论基础

原告资格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当前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核心。传统原告资格的管理权理论已经不适应诉讼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需要,以诉的利益理论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论基础已经成为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选择。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其经验,加快建立适应我国现实需要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关于行政复议法修改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与行政诉讼制度并行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之配套的行政复议法修订工作也应列入议程。在修订过程中,应当以加大复议纠错力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为目标定位,以坚持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便利性、前置性、主动性为基本要求,同时在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上体现司法审查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司法谦抑。具体的修改内容可包括：拓宽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完善复议审查重点,一次性回应申请人实质诉求;赋予复议机关更大的暂缓执行原行政行为的决定权;扩大复议调解的范围;坚持复议机关作被告监督机制,确保修法相统一;坚持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决定的“卷宗审查主义”;赋予复议机关更大的复议变更权,着眼于一次性解决行政争议。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行政诉讼问题①--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为视点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一种行政合同,按其属性应纳入行政诉讼。但问题在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能容纳这一诉讼类型：原告资格、协议效力、诉讼竞合、证据规则、判决种类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问题认识不清,已造成实务的混乱和理论的争议。那么,目前实务上需要哪些调整,未来行政诉讼法又需要哪些方面突破,这些都要在行政诉讼新类型制度上来解释,并且在契约行政与合作治理的理论背景下来考察。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问题探讨

近年来,随着对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研究的深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是否设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这一问题大体上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立法应否及如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权的问题,则见解不一.通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我国的立法现状及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赋予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与现实必要性.对于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职能设置,应以遵循行政诉讼的基本规律和契合检察权本身的法律性质为原则,同时兼顾保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依法行政)和保证行政机关的效率两种价值诉求.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刍议

行政公益诉讼已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论域。行政公益诉讼概念有四个方面的涵义。我国的社会实践呼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 ,同时 ,我们也已具备了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条件。本文从受案范围、受案标准、举证责任等方面提出了关于构筑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设想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环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刍议

我国目前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及实践存在许多问题,原告资格狭窄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原因导致了环境行政起诉权严重受到限制,缩小了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完善之法是从对传统行政诉讼理论和制度的修正及我国国情出发,逐步放宽对环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和起诉权的限制。     

浅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不仅仅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实施司法审查的权限范围,同时也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能受到司法补救的范围以及诉权范围。我国自1982年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经历了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数次调整,总体上朝着逐步扩大的方向发展。